04版：文化
开工现场，一个个规整的探方亮出来。
遗址出土文物
本报记者 张丽
“世界东方，华夏隆昌。古都雄伟，通州东厢……”通州，自古就是久负盛誉的水陆都会和盛极一时的皇家码头，历经2200多年沧桑，如今，北京城市副中心在这片土地上又打开了崭新的华章。
追溯千年历史足迹，通州最古老的记忆当属路县古城（土城），也就是在2016年北京城市副中心建设前期考古勘探时发现的路县故城遗址，被列为2016年度全国十大考古新发现之一。
近年来，经过考古工作者的持续努力，路县故城的面纱正在被一层一层揭开。
10月30日，路县故城遗址保护展示工程正式开工建设，两年后，遗址上将落成一座专为考古遗迹量身打造的博物馆，让本地发现的遗迹不用挪地儿，原址原样呈现给世人。
源起 路县故城
如今，人们熟知的通州地名里，有“潞城”“潞河”。那么，故城遗址为何被称为“路县”而非“潞县”？
殊不知，“路县”和“潞县”都对，均为“通州”的前身，只是时间不同。
从历史沿革上说，通州最早在西汉初年建府，称路县。史上先有路县，随后沽水因路县改为潞水，而后路县又因潞水改为潞县。
路县故城在史料中有记载，西汉初年，路县县治在这里，并建有一座土城。公元9年，安汉公王莽改制称帝号新，把路县改为通路亭，亭治仍设在这里。到了东汉光武帝刘秀建武元年，路县依水名潞县，渔阳郡治也自今密云区梨园村一带迁到这儿，郡县两级政府机关同在一城。
从地理位置上说，2016年，考古发现的路县故城遗址位于北京城市副中心行政办公区西北两公里，运潮减河南岸，京秦铁路东侧，距北京市中心约25公里
通州区潞城镇的古城村，就是路县故城遗址所在地。村域内尚有土城点点遗迹，村名也是因故城得名。古城村年近八旬的村民金瑞德记得村子东北角的铁路旁边曾有一个数百平方米的自然坑，里面遗留了一段纵深有六七米的夯土打的土坨。“那土坨就是路县土城的城墙遗迹，可惜就剩这么一点了。我小时候大概还有三四百米长，那会儿我和小伙伴们常爬到古城墙上玩。”
金爷爷的记忆和《通州区文物志》记载相吻合。据记载，路县土城遗址位于潞城镇古城村东北、运潮减河南堤外侧，是西汉时期路县土城北垣东段残留下来的一段黄土堆，残长、宽、高分别是41米、18米、4米。
如今，经过考古确定，路县故城确实呈方形，边长550米到600米，城墙之外15米是护城壕，城总面积约35万平方米。从规模来看，是当时中原和北方地区一座典型的中小规模县城。
规划 博物馆将原址展出文物
10月30日，路县故城遗址博物馆的模型和沙盘首次亮相。
“土城墙”颜色的外立面透着上千年的沧桑，周围郁郁葱葱的林木花卉将博物馆包围其中，一条玉带般的“护城河”随弯就势，流淌着剪不断的记忆……
市文物局考古处副处长郭京宁对着遗址公园沙盘一一介绍：“现在看到的城墙位置就是路县故城南城墙原址。这护城河位置可不是凭空想象的，有考古基础。城墙往南约一百米处，就是博物馆的位置。”
据悉，考古发掘区域内的地层堆积自下而上主要可分为汉代文化层、唐辽金文化层、明清文化层和扰土层等六层，各层出土有相应时期的遗迹和遗物。
外行眼里看到的一个个深坑，在考古人眼里就是一处处繁华的生活生产场景。
“这处五六平方米的圆形区域是一处房址，初步判断不是居住的房间，是当时窑址附近供人歇脚的地方，远处的圆形区域是一口汉代水井。”考古人员对着一个个探方仔细介绍。
在考古人员的描述下，房舍、窑场，还有水井、灶、道路，一处汉代人生活工作的场景逐渐浮现，仿佛时空穿越。在未来的博物馆里，这一切将原样展示。
据介绍，目前出土文物中，以汉代遗存最为丰富，包括城墙基址、道路、城壕、沟渠、房址、灶、灰坑等遗迹。出土可移动文物以两汉时期陶器最多，另有诸多铜器、铁器、石器和骨器等。
“我们在城外的墓葬中发掘了一座汉代陶楼的模型，有一米多高，是北京汉代出土的陶楼中最高的几个之一。陶楼是一种陪葬冥器，仿死者生前‘重楼高阁’式居室制作而成，也是一件精巧的古代建筑模型工艺品。一般的随葬品体量不大，但这个陶楼不仅个大，做得也特别精美，古代建筑的结构和细节都能看出来，十分精细。这说明墓主人的社会等级比较高。”郭京宁解释道，这么大且精美的陶楼实属难得。目前考古界发现的陶楼，均成为研究古代建筑学、社会学和民俗学极为难得的实物资料。
除了陶楼，还有三个山云纹半瓦当的发现也很有价值。原来，战国人民崇尚高山，但光有山不行，还得有云气。所以战国王室筑高台居住，器物多用山纹饰，伴随云纹饰。大型宫殿或官署建筑上多使用山云纹，表示住得高。郭京宁表示，这个山云纹半瓦当的发现，说明路县故城遗址有一部分文化遗存也许能追溯到战国时期。而且，因为这种纹饰的瓦当都是大型建筑上才有的，说明此地当时可能有等级比较高的衙署或管理机构。而历史上，这里确实在东汉中期当过渔阳郡的郡城，相当于现在的地级市。
未来，陶楼、山云纹半瓦当也都将出现在新博物馆里。
专家观点 遗址公园不是主题公园
“遗址公园不是主题公园。建设遗址公园和遗址博物馆，是为了让沉睡2200多年的古城活起来，让上万件出土文物活起来。”中国考古学会秦汉考古专业委员会主任、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研究员、博士生导师白云翔介绍路县故城遗址的设计时表示。
近年来，白云翔见证了路县故城遗址考古发现、确认、研究、保护和展示利用的规划制定和实施全过程。北京城市副中心建设以来，他每年都会到这个考古工地跑个三五趟。
如今，路县故城遗址考古成果丰富。白云翔表示，接下来这里还要进一步开展考古发掘，深入开展以田野考古为基础的多学科综合研究。“今后的任务极其繁重。除了田野发掘，考古资料的整理和研究需要十几年乃至几十年持续不断地扎实开展。”
“博物馆建设也是这样，不在其规模如何宏大，而在于精，在于有内涵有特色。从而，使考古遗址公园和遗址博物馆建设真正成为一项文化建设工程和文化惠民工程。我是一名考古工作者，也是一名北京市民，我热切期盼着这一天早日到来。”白云翔激动地说。
相关链接
地位 考古界“奥斯卡”得主
每年的“全国十大考古新发现”有国内考古界“奥斯卡”之称。
该称号的所有参评项目，须符合国家文物局的报批手续，并保证发掘质量、发掘内容要具有历史、艺术、科学价值，且为中国考古学科提供新的内容信息及新的认识。其难度和含金量之高有目共睹。
2016年全国十大考古新发现揭晓年度“榜单”时，北京通州汉代路县故城遗址榜上有名。
路县故城遗址是通州已发现最早的古城，将通州的实物考古史从隋唐往前推进了千年，中间断环基本补齐。
在城市考古中，汉代的县城城址多有发现，但专家认为像路县故城遗址这样总体上保存状况良好，并且有计划进行考古发掘的为数甚少。
白云翔说，根据考古发掘的实物资料判断，在战国晚期、秦始皇统一中国之前，这儿就有人居住，遗留下了相关的文化遗存。路县故城考古工作及其成果对于通州来说，延伸了历史轴线，增强了历史信度，丰富了历史内涵，活化了历史场景。因此汉代路县故城遗址是通州的历史之根、文脉之魂。
由此可见，今日北京城市副中心所在的位置早在2200多年前就是一个地区性的政治经济和文化中心，拥有丰富而深厚的文化底蕴和历史文化根基。
据介绍，两汉时期，在北京现在的区域之内有16个县。汉代城址成为北京地区丰富的汉代文化遗存的重要组成部分，已经找到了21座不同类型的汉代城址。
“说起来丰富，但遗憾的是这些城址几乎毁之殆尽。相比之下，汉代路县故城遗址不仅保存状况比较好，地上还有一点点，地下基本完整，城内没有受大规模的破坏。而且，经过全面勘探和大规模考古发掘认定，这里毫无疑问是北京地区迄今保存最完整，并且将继续进行系统考古发掘和研究的唯一一座汉代城市。”白云翔说，这对于北京古代历史和文化研究的重要性是不言而喻的。即使从全国来看，重要性同样不容低估。
他解释道，在我国历史上，县城不仅仅是一个县的政治中枢所在，往往还是经济中心和文化中心，是当地社会政治经济和文化发展水平的缩影。因此通过对一座县城科学系统的深入考古发掘和研究，不仅可以复原城市布局结构和功能分区，还可以从多方面揭示当地的物质文明和精神文明发展水平，以及社会生活发展状况。
从这个意义上说，对汉代路县故城的考古发掘和深入研究，对于全面认识汉代县城，深化汉代的区域社会治理研究，都是一个弥足珍贵的标本和活化石。
“一场大火土城就没了”
专家表示，路县土城是古代土筑城墙的典型。这座土城设在水陆要冲，陆扼东北，水控东南，曾是保卫北方军事重镇蓟城的战略要地。
说起战略要地，就不得不提东汉时期发生在土城的一场大战，土城也因此蒙难。
东汉王朝建立，刘秀称帝，渔阳郡太守彭宠为此拼命镇压农民起义，立下汗马功劳，可是却没有得到皇帝器重和封赏。彭宠遂仗着兵强马壮，在这儿举兵造反。
当时，朝廷派遣将军邓隆率兵前来平叛，却屡屡挫败，这场大战僵持了五年仍不见分晓，直到彭宠半夜被家奴暗杀，群龙无首，平叛大军才借机攻入城内。入城之后便是一番诛烧，不仅烧了郡、县治，还殃及了千余家百姓，土城内陷入一片火海，大火还烧到城外。
“老百姓常说的一场大火土城就没了，就是这么回事儿。”古城村村民左增永说。
大战之后，潞县县治东迁到今天河北省三河市城子村，郡治又迁回密云县渔阳郡旧址。
到了明代，为修缮通州城垣、仓场、衙署等官家建筑，补充水运南方砖料不足，土城内开始设窑烧砖，用的就是千年古城的熟土。那时候，土城东、南两面城墙都被用尽了，只剩下西北城墙用来抵御西北方向的河流泛滥。
到了清光绪年间，土城西北角的楼台还存有遗迹，北垣依旧。民国时期则因被村民挖取而逐渐减小。
解放后，古城村村集体又在此设窑烧砖。“土城的土都是熟土，附近各村盖房都来这里拉土。上世纪60年代，村东头还开了三个窑烧砖。我那时是生产一队的出纳，负责卖砖开票收钱，来我们村买砖的人络绎不绝。”左增永说。
到了1959年，土城仅剩下北垣东段残址50米，当年7月，通州区人民委员会公布其为通州区文物保护单位。1987年夏，运潮减河启动复堤工程，残存土城遗址都掩于堤内。
“路”因水而“潞”
西汉行政区划沿袭秦朝旧制，建制很不健全，一直到了公元前195年，朝廷从渔阳郡南部划出一大片区域，设置一县，称路县。路县县城设在沽水之东、蓟襄驰道南侧。因设在驰道驿路旁边，得名路县，也是蓟襄驰道驿路上所设的第一县。
而北运河最早叫沽水。“沽”与“苦”通用，因为这条河经常泛滥，给两岸百姓带来很多灾难和痛苦。路县设立后，县域面积很大，沽水从南至北纵穿路县。老百姓本来就不喜欢沽水这个名字，也许是希望这条河不再泛滥，想赋予其新的意义，将河水依城改名，渐称潞水。
到了东汉，光武帝刘秀在潞水之东成功镇压了几次小型农民起义，登上皇帝宝座。为了庆功并纪念这些战役，就把路县改为潞县。这就是沽水因路县改为潞水，路县又因潞水而名潞县的由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