04版：文化
本报记者 张群琛 王戬
河北省廊坊市，地处北京东南、天津西北，位于两大直辖市之间。京津冀协同发展12年来，廊坊市已基本融入北京的通勤圈、功能圈与产业协同圈。若是将时间回拨就会发现，廊坊市因其特殊的地理位置，自古不同地域、不同民族的文明于此交汇，造就了其8000年不断代的文明之路。本期探宝，我们走出通州，沿着张凤路一路向南，去“邻居”家里做客，感受廊坊市的文化脉动。
镇馆之宝：国内罕见“灯幢一体”唐代灯楼
进入博物馆大门，廊坊博物馆镇馆之宝——唐代隆福寺长明灯楼便伫立在大厅。灯楼通高3.4米，整体由汉白玉打造。由下至上，灯楼整体分为壶门方形座、覆莲圆座、等边八角形石柱以及仰莲托盘，共四个部分。廊坊博物馆讲解员韩丽利介绍，在我国现存唐代灯楼样式的文物中，隆福寺长明灯楼从形制、铭文、结构、雕刻技法等方面均十分罕见，是当之无愧的镇馆之宝。
“灯楼顶部的仰莲托盘上留有卯眼，据此推测灯楼建成时顶部应有灯饰。虽然文物发现时，顶部的灯饰就已缺失，但也不影响文物的稀有程度。”顺着韩丽利的指引，众人目光定在灯楼钟架的八角形石柱上。石柱共有8面，每一面的最上方均雕刻有两个深浮雕的佛像，最下方则为一个浅浮雕的伎乐，在佛像与伎乐之间则是密密麻麻的铭文，其中就包括灯楼的名字以及制造经过。
石柱正面有一处16字篆书题额，名为“大唐幽州安次县隆福寺长明灯楼之颂”，这正是灯楼名字的由来。从题额下方的颂序中可以看出，制造灯楼的发起人是一名俗家姓艾的僧人，他想在农历四月初八，即浴佛节当天制造一座灯楼。这一举动引来周边善男信女的响应，大家纷纷众筹。韩丽利说：“颂序的落款显示，灯楼正是农历四月初八建成的。通过颂序我们不仅了解了灯楼建造的过程，也为研究唐朝时期的幽州地理，以及安次县的建制沿革提供了丰富的历史资料。”
灯楼共有八个面，雕刻的铭文还包括《般若波罗蜜多心经》《燃灯偈》等佛教经典，捐赠者的姓名以及祭文。记者注意到铭文字体丰富，包括楷书、行书、草书、篆书等，据推测应为不同人书写。“灯柱的作用除了支撑，亦有经幢的功能。这是一件‘灯幢合体’的文物，实属全国少见。”韩丽利说。
距离廊坊博物馆10公里处有一座隆福寺，不少观众认为灯楼是隆福寺的文物，韩丽利却说这背后的真相没那么简单。根据灯楼石柱的颂序记载，唐朝时，如今廊坊市古县境内确有一座隆福寺，但是颂序中却没有提及寺庙的具体位置。“现存文献中鲜有廊坊隆福寺的记载，只有在地方志中存在对灯楼的记载。我们推测古县在唐朝时是有寺庙的，不过跟现在的隆福寺不存在关系。”韩丽利说。
远古时期至夏商周：文化交融由此始
河流孕育了人类早期文明。临水而居，择水而憩，自古便是人类亲近自然的本性。8000年前的廊坊，摆放进基本陈列展厅的一个展柜。20余件远古时期的石器、骨器分属四个文明遗址，分别是：泃河流域的孟各庄遗址、刘白塔遗址，永定河流域的北旺遗址，大清河流域的太子务遗址。
韩丽利介绍，廊坊市发现的四处遗址的归属各不相同。孟各庄遗址位于廊坊市三河市，其早期遗存属于兴隆洼文化，距今8000余年；晚期则转为上宅文化，距今约7500—6500年。兴隆洼文化发源于燕山北麓，一路南迁而来。韩丽利说：“上宅文化出土文物的典型纹饰是‘三段式复合纹样’，孟各庄遗址出土的陶片与北京平谷上宅文化馆所展出的纹路近乎相似，我们也由此推断出了它的文化归属。”
孟各庄遗址中出土的文物大多为农具，且存有房址遗存。而与其年代相近的北旺遗址（距今约8000年—7000年），则以采集渔猎用具为主，两者形成鲜明对比。孟各庄遗址中出土的石耜（音“四”）是一种常用的翻土农具，形似如今的铲子，使用灵活，适于开垦疏松的沙质土壤。北旺遗址则发现了带坑窝的石器（用于砍砸时垫在下方）、倒靴型支脚（便于在烧火时搁置锅具）等便于携带的工具，且未发现房屋遗迹。“据推测，当时的廊坊市因气候等原因仅作为季节性采集场所。人们在物产丰饶的季节前来，过了季节便离开。”韩丽利说。
同样位于三河市的刘白塔遗址，距今约7300—6800年，与孟各庄遗址距离极近，同处泃河流域。但它属于北福地—镇江营文化系统，源自太行山东麓。至此，我们可以在脑海中想象一种有趣现象：泃河岸边，孟各庄的人从燕山北边来，刘白塔的人从太行山东边来，来源不同，文化不同，却能在如此近的距离内同时共存，且时期有所交叠。
太子务遗址坐落于大清河流域，距今约6700—4200年，属于中原地区的后岗一期、二期文化。它是由山东、河南北部一带北上而来。韩丽利感叹：“廊坊虽然地方不大，但四个遗址四个来源，文化都不一样。”这种多元格局的形成，与河流密切相关。在不会挖井的史前时代，人们离不开河流，而不同的河流孕育了不同的文明。泃河流域、大清河流域各自承载着独特的文化脉络。当这些文化在迁徙、交流乃至征战过程中发生碰撞，便产生了融合。廊坊恰好处于几种文化的边缘衍生地带，种种巧合叠加，造就了今天所见的多元文化特征。
从新石器时代进入夏商西周，廊坊依然延续着文化交汇的特质。最早发现于大厂回族自治县大坨头村的庆功台大坨头文化墓葬，出土了一件喇叭口形制的金臂钏。这是燕山南麓土著文化的代表，为当时土著部族首领或巫师等社会地位较高者所持有。臂钏相当于今天的手环等饰品，在北京平谷刘家河、天津蓟县、河北唐山迁安都出土过同类器物，再往北到内蒙古亦有发现。同一墓葬中还出土了一件靴足黑衣陶罐，其陶足形似穿上了靴子。目前，这种器形仅在北京新宫遗址和河北发现两件。据推断，靴足陶器应是大坨头文化族群中高等级墓葬的专属器型。
到了战国时期，廊坊南部的大城、文安及固安的一部分地处燕、赵、齐三国边境，其余地区均属燕国。这一时期战乱频繁，七雄并立；诸子蜂起，百家争鸣；社会变革，民族融合。整个社会在征战兼并中逐步走向统一。
西汉至唐朝：多民族交流融合之地
与通州一样，廊坊的建置源自西汉时期，不同的是当时的廊坊地域内同时出现了四个县，分别为安次、文安、东平舒和方城。展厅内展示了一些西汉时期的文物，比如一件“千秋万岁”铭文瓦当，这与路县故城遗址博物馆中展出的瓦当相似，铭文瓦当的出现印证了当时廊坊地域内应有较大规模的官方建筑。此外，还有一面四神规矩镜，这是汉代常见的铜镜。韩丽利介绍，虽然发现了一些汉代的文物，可以佐证廊坊在汉代时已经建置，但是廊坊市域内尚未发现汉代的遗址，所以也无法确定上述四县县治的具体位置。
自西汉开始，三国、魏晋南北朝再到隋唐，廊坊这片土地上发生了民族交往、政权更迭等事件，都在文物上留下了蛛丝马迹。展厅中摆放着北魏时期的太和十一年佛造像，这尊造像砂岩材质，头部的肉髻高耸，左手放在胸前，右手置于腿前，从布满周身的衣褶可以看出其身着宽大的僧袍。造像整体清瘦飘逸，极具北魏时期的造像风格。
到了隋唐时期，廊坊大多数时间内归属幽州管辖，属于边界地区。展柜中摆放着两方墓志，出土于一处夫妻合葬墓，墓志的铭文不仅向后人介绍了墓主人的生平，更为廊坊市大城县的县治沿革提供了资料。“墓中的男主人叫解盛，卒于隋仁寿二年（公元602年）；女主人是解盛的妻子，卒于隋大业六年（公元610年）。他们都是廊坊大城县人，但是在墓志上出现了两种表述。”顺着韩丽利的指引记者发现，解盛墓志上写着“景州平舒人”，妻子墓志上写着“河间平舒人”。韩丽利介绍：“解盛生活在隋文帝杨坚时期，杨坚罢天下诸郡并以州统县，当时的廊坊名为景州；解盛死后6年，隋炀帝推行郡县二级制，改州为郡，廊坊地域改为河间郡。其妻子也在推行郡县二级制后去世，所以墓志上的‘景州’才变为‘河间’。”
而在唐朝，廊坊与周边区域是农耕文明与游牧文明的缓冲地带，不同文明在此交流融合。展厅的尽头，一件唐三彩扁壶与20余件唐代陶俑向观众展示着廊坊的盛唐气韵。“这件三彩扁壶为模制而成，两侧的纹饰相同。壶身下方为一对高冠曲颈的凤鸟，凤鸟上方是一颗宝珠，再往上则是一只肌体丰腴的蟾蜍，这些纹饰呈现出极富浪漫色彩的盛唐风范。”韩丽利说。
唐三彩扁壶旁边的陶俑则是各民族文明融合的展现。以出土的人物俑为例，墓中不仅有高鼻深目、脸颊长满胡须的胡人俑，也有圆脸卷发的昆仑奴俑，还有中原人模样的文人俑。不同风格、不同民族的陶俑在一个墓葬中出现，再次佐证了唐朝时期的廊坊是胡汉杂糅而居的区域。
根据墓中出土的墓志铭，可知墓主人为董满，生前为恒州藁城县令，不过这个职位并非科举得来，而是朝廷版授。韩丽利介绍，版授是不经朝廷任命，直接授予官职。版授起源于晋朝，兴盛于南北朝，至隋唐时期就演变为对长寿老人的恩宠措施，奖励给民间高寿的老人，不过版授的官职均为虚职并无实权。“董满在唐乾封元年（公元666年）时年满83岁，并在唐咸亨二年（公元671年）去世，满足版授的要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