04版：文化
本报记者 张群琛 李若晨
今年博物馆月期间，北京市文物局发布了北京市博物馆地图，收录了全市213家博物馆与类博物馆。其中位于通州区宋庄镇的北京祥体育博物馆以展出体育类文物独树一帜。
如果说很多体育类博物馆展出的大都是与竞技有关的藏品，那么通州这家博物馆展出的却是另一些让人感兴趣的东西——既展示中国体育历史，也有世界体育及奥林匹克体育文化的内容。古人喜欢哪些体育运动？中国近代体育界又有哪些动人故事？本期探宝一一揭晓。
“博弈”的“博”在这里
博物馆中收录着历史悠久的古代文物，比如石斧、石刀等生产工具，玉制装饰或是祭祀用品等，观众可从中一探古人的生活状态。不过，能了解古人娱乐方式的展陈，可能就不多见了。
北京祥体育博物馆第一个展厅中，难得一见的中国古代体育活动十分有趣。展柜中摆放着大小不一、时代不同的30余支陀螺，大部分是清代和民国时期的，其中年代最久的三支距今足有5000年。对比之下，这三支陀螺的形状与其他陀螺别无二致，最大区别在材质。
清代和民国的陀螺底部均装有金属，5000年前的陀螺则是石制的。馆长李祥介绍，陀螺就是中国古人发明的娱乐方式，后魏时期陀螺被称为“独乐”；到了宋代，陀螺的衍生物“千千”问世，该物类似于如今的手捻陀螺，是当时宫女打发时间的一种游戏。
陀螺风靡大江南北、并被记录于史籍之中是在明朝。明朝文献《帝京景物略》记载了一则童谣：杨柳儿青，放空钟；杨柳儿活，抽陀螺；杨柳儿死，踢毽子……可以看出，明代时陀螺已经成为非常流行的玩具，并且带有季节性色彩。此外，陀螺在不同的地域也有不同叫法，其中尤以北京地区的“焊尖”较为出名。“因陀螺底部焊有金属，又很尖而得名。因为谐音，在北京抽陀螺又叫‘抽汉奸’。”李祥说。
在这个展厅里，还有一种消失的游戏，就是风靡于汉代的六博棋。展柜中，六博棋棋子、筹码等用具一一摆开，棋子是长、宽、高均不到3厘米的长方体，展出的棋子有30余枚，黑白两色。“六博棋起源于春秋战国，在秦汉时期达到顶峰，直至东汉衰落。下六博棋需要两个人，每人六枚棋子。”李祥介绍。
棋子有了，棋盘呢？一旁展示的铜镜可供一窥。铜镜背面刻着两个正在下棋的人，根据“L”形和“T”形的纹路，李祥肯定这是一面绘制着六博棋元素的铜镜。“马王堆汉墓等汉代以及之前的部分墓葬里出土了六博棋的棋盘，呈正方形，阴刻规矩纹。唐朝围棋兴盛，宋代象棋兴起，成为中国传统两大棋类，六博棋逐渐退出历史舞台。但六博棋跟这两种棋类均有渊源，象棋就是从六博棋发展而来的。我们常说的‘博弈’，‘弈’是围棋，‘博’就是六博棋。”李祥说。
展厅上方，还有一块写有“武魁”的木匾，这是十年前李祥出差时偶然购得。武魁就是古代武科考试的第一名，该制度起源于唐朝，并在明清两朝盛行。博物馆中悬挂的这块木匾是在清朝末期，由当时的台湾巡抚、洋务派代表人物刘铭传颁发。虽无法得见武状元的勃勃英姿，但尚武崇德的精神与现代体育文化同源流芳。
与“救国”交织的近代体育
从田园牧歌式的古代体育陈列跨入近代体育展，炮火硝烟下的严肃与顽强迎面而来，这里的累累硕果始终与“体育救国”的主旋律交织在一起。“古往今来没有哪个历史时期体育与国家存亡、民族复兴联系得如此紧密。从南开大学校长张伯苓说的‘强国必先强种，强种必先强身’，到1917年还是年轻学生的毛泽东在《新青年》杂志上发表的论文《体育之研究》，都体现着‘体育救国’的思想。”李祥说。
近代体育展的展柜中有一期1917年第三卷第二号的《新青年》，目录中有一篇名为《体育之研究》的文章，这是当年毛泽东用笔名“二十八画生”创作的，从“释体育”“体育在吾人之位置”等八个方面阐述体育重要性与运动方法。这篇文章其实不单说的是体育，更表达了“欲文明其精神，先野蛮其体魄”的救国思想。
“体育救国”的思潮下，各大学校的运动会成为这一时期的体育文化标志。馆中便有两枚特殊的学校运动会奖牌。其中一枚来自全国第一场高校举办的运动会——1905年京师大学堂（北京大学前身）运动会的奖牌。圆形奖牌只有硬币大小，凑近看，正面主图是一只燕子，正中“大学”二字，上方是京师大学堂的英文字样，下方标着“1905”的日期。李祥介绍：“这块奖牌采用了清末制造最小铜元的工艺，并不能串绳挂脖。燕子代表燕都、燕京，也是当时运动会的标志。这枚奖牌意义重大，首先它是中国首个高校的专业运动会的奖牌，证实了北京大学是中国大学里最早开展运动会的高校；另外之前很多类似的奖牌都被称为‘勋章’或‘纪念章’，它则首次被称为‘奖牌’。”
另一枚奖牌来自通州区的百年名校——北京潞河中学，是该校1936年春季运动会第二名的奖牌。长方形奖牌整体色调偏黄，上面刻着“潞河中学”“春季运动会奖”“1936”等标识性字样与学校图案。作为北京地区较早举办运动会的学校之一，潞河中学自1867年建校起便始终注重体育教育，新中国成立前的两位国际奥委会委员孔祥熙、董守义均毕业于潞河中学。
在风起云涌的近代中国，艰难、动荡中孕育着光辉，体育事业也是如此。展厅内悬挂的一面略有破损的锦旗背后便藏着一段感人故事。锦旗下半部分已经有些缺失，右侧抬头尚属完整，上有“我国出席世运篮球队”的字样，紧接着是“筹赈六一八水灾义赛纪念”，正文中的“为祖国争光，为灾黎请命”几个大字中，“为灾”二字已经散失。落款为“新加坡福州会馆敬赠”，时间是1948年7月10日。
李祥介绍，这面锦旗是1948年中国奥运代表团篮球队赴新加坡等地义赛筹集经费，捐款赈灾后由新加坡福州会馆赠送的。当时由于经费不足，正准备参加1948年伦敦奥运会的中国代表团步履维艰，四处筹款，靠沿途打比赛的门票收入筹集路费。
当年6月18日，福州遭逢百年来最大水灾，新加坡福州会馆特别设立了“六一八水灾委员会”，筹募赈济。当时中国篮球队刚与新加坡联队打完义赛，虽尚未筹足赴伦敦奥运会的路费，但篮球队毫不犹豫地将比赛所得的全部6万余元收入捐出，送回福州灾区。“锦旗的发现纯属偶然，能够留存至今实属不易，堪称是从废物堆中抢救出的珍贵文物，尽管材质普通，品相略显破旧，但其中蕴含的中国篮球精神和历史担当，永远熠熠生辉。”李祥说。
难忘那场“单刀赴会”
博物馆南侧的一排展柜中摆放着李祥从各处收集的历届奥运会、冬奥会、残奥会的火炬与奖牌。这些展品因其举办的地区文化不同而风格各异，其中李祥最喜欢的是1900年巴黎世博会（奥运会）官方的红陶雕塑。
这尊雕塑是玛丽安娜女神的齐胸像。雕塑整体极为细致，长发及发丝的轮廓十分写实，雕塑头部朝向身体侧上方倾斜，面部刻画也非常细致。值得一提的是，雕像的后面还有几个艺术家的签名和印章。李祥介绍，现代奥运会首次举办是在1896年的雅典，1900年应该是第二届奥运会，但由于当时奥运会不太成熟，无人承办，所以变成了当时巴黎世博会的附属。“这尊雕塑究竟是运动员取得名次的奖品，还是官方出产的纪念品已经不得而知。但可以确定的是那届奥运会奖牌发放比较混乱，直到40余年后奥组委才根据档案补齐了当年运动员的奖励。刚刚结束的2024年巴黎奥运会的会徽也是根据玛丽安娜女神的形象设计的。”李祥说。
雕塑对面摆放着一件瓷盘和一个瓷碗，两件瓷器共同特点是器身上写有“欧林匹克”。李祥介绍，这是1932年中国运动员参加洛杉矶奥运会的见证，也是中国运动员在奥运会历史上的首次亮相。“欧林匹克”是由于翻译误差导致的，当时国内对于奥林匹克的翻译还有“欧林匹亚”等。
这两件展品的背后是那场举国瞩目的“单刀赴会”。
“九·一八”事变后，在日本侵略者的扶持下，清朝末代皇帝溥仪在长春成立了傀儡政权伪满洲国，因急于让国际社会承认其合法性，欲派选手参加1932年奥运会。刘长春是当时多项全国短跑比赛的纪录保持者，伪满洲国政府多次强迫他代表该“国”参加奥运会，遭到刘长春的公开拒绝。得知日寇的无耻行径后，刘长春立即在报纸上发表声明：“良心尚在，热血尚流，岂能叛国，为人马牛。”“我是中华民族炎黄子孙，我是中国人，绝不代表伪满洲国出席第十届奥林匹克运动会。”同时，全国民众希望当时的国民政府派遣运动员参赛。各方努力下，1932年7月8日，刘长春一行三人乘坐美国游轮威尔逊号，在太平洋上漂浮了22天终于抵达洛杉矶。当时的报纸辛酸地写下：
“我中华健儿，此次单刀赴会，万里关山。此刻国运艰难，愿诸君奋勇向前。愿来日我等后辈远离这般苦难！”
抵达美国的第三天，刘长春便参加了男子100米预赛，但因旅途疲劳、身体乏力、饮食不服等原因，他最终排在小组第五没能从小组突围。第五天，刘长春又参加了男子200米预赛，同样没能晋级。
李祥说，虽然刘长春在洛杉矶奥运会的比赛成绩不佳，但他参赛的意义却十分重大。在那个动荡的年代，刘长春的参赛粉碎了日本帝国主义企图在国际社会上炮制伪满洲国的阴谋，维护了中国的国家主权和民族尊严。刘长春也成为中国奥运会参赛史上第一人，以实际行动证明中国人不是“东亚病夫”，让世界重新认识了中国。
新中国成立后，刘长春历任大连工学院体育教授、中华全国体育总会常委、全国政协委员、中国奥委会副主席、中国田径协会副主席等职，并先后出任过第一、二届全运会总裁判长，撰有《田径指导法》《田径裁判法》等书籍，为我国田径事业培养了大批优秀的运动员。如今，在当年刘长春“单刀赴会”的奥运赛场上，一面面五星红旗高高飘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