04版：文化
本报记者 张群琛
上期探宝我们介绍了北京大运河博物馆中出土于通州的金代文物，本期探宝来看一看“划进”北京大运河博物馆里的船。目前，北京大运河博物馆中共展陈四艘船，其中三艘位于水街上的铜船仿制自《潞河督运图》《天工开物》等古籍，另一艘展厅内的漕船则是按照一定比例根据出土文物复制。从这些船只及相关文物中，我们依稀可见当年帆樯林立、舳舻蔽日的漕运盛景。
以水为生
北京大运河博物馆的水街上停放着三艘铜船，它们是专为北京大运河博物馆进行的“高级定制”。三艘铜船的结构与配置分别取自明代宋应星《天工开物》、明代海防巨著《筹海图编》和国家博物馆收藏的《潞河督运图》，由中国船史研究会副主任委员廖军令复原指导，中国工艺美术大师、国家级非遗铜雕技艺代表性传承人朱炳仁领衔制作。
其中水街西北侧的铜船较小，只有12米长。船上4名船工正在进行开船前的准备，站在船尾的船工双手握紧绳子，要把桅杆上的船帆立起；中间的两位船工正在配合船尾船工的工作；而站在船首的船工像一个领导者，将双手放在嘴前拢音，在指挥前面三名船工。虽是铜塑，但四名船工的动作惟妙惟肖，让参观者对历史上船工开船前的准备工序一目了然。
这条船仿造的就是历史上的漕运驳船。其主要用于小宗货物从河岸到河港大船之间的驳运，或是短途运输。这种类型的船在明清时期的运河两岸较为普遍，在运河两岸以水为生的渔民，以及做货运营生的百姓多使用这种船。船上还有个简易船舱，方便船工生活。这样的小船当年在河道航线上不知凡几，悠悠水声中多少人生沉浮与运河命运相连。
“站在船首的这名船工喊的就是‘运河号子’，当年每艘漕船出发前都要喊口号，也是船工们的劳动民歌。”市级非物质文化遗产运河号子传承人赵义强介绍，运河号子的诞生没有确切的年代，而是伴随着漕运，一步步由船工们创作而成。赵义强说：“号子通常不会刻意创作，都是开工时大家一起喊，根据劳动场景久而久之自然形成。慢慢地，运河沿岸各地陆续形成了各具特色的运河号子。”
元明清三代，漕运进入鼎盛。两万余艘漕运船只络绎不绝、浩浩荡荡穿行京杭大运河。船只数量如此之多，所需的船工数量自然也非常庞大。船行进时，遇有打蓬、拉纤、摇橹、撑篙、闯滩等需船工集体协作的情况，号子声便响彻云霄，既可使船工步调一致、动作协调，也可助威鼓劲儿，非常热闹。运河贯通南北，号子也是南腔北调。通州一带，运河上日夜运输漕粮，号子声更响彻昼夜，被称为“十万八千嚎天鬼”。
而伴随着漕运退出历史舞台，运河号子也不可避免面临将要失传的境地。从1987年开始，当时还是通州区文化馆工作人员的常富尧就骑上自行车，装好录音器，从东南到西北，足迹遍布北运河边的大小村庄，搜集了30余首运河号子。如今，常富尧带着他的老伙伴们经常排练由运河号子改编而成的节目。一声声号子，已是北京城市副中心的文化符号。
漕运繁盛
继续向前走，一艘体积更大的铜船出现在眼前。相较于刚介绍的漕船，这条铜船的长度达到19米，不仅长度和高度都比漕船大，而且更加精美。记者注意到，这条铜船的船首和船尾皆是方头，雕刻精美花纹，不仅船舱十分气派，上面铜人雕塑也不一样。四个铜人塑像两两一组，其中一组正在对船上的物品进行登记，另外一组则在认真检查。
该船造型与博物馆基本展陈第四部分“大都既定 一脉贯通”中的一艘漕船模型甚为相似。讲解员介绍，这艘船的原型为2010年出土于山东菏泽的一艘元代木船。其特点是方首方尾平底，因为运河的水量较少，所以平底船更加方便岸上的纤夫拖行。而且，这艘船的桅杆可以升降，过桥时根据桥洞高度能进行调节，船尾的平衡舵也可以根据水位上下调节，很有漕运特点。
这艘船还有一个特别之处，就是舷板的拼接方式。讲解员介绍，舷板拼接一般分为对接和搭接两种，其中搭接是两块舷板重叠拼合，对接是直接拼合。“历史上，内河船采用对接方式，搭接则多用于海运。而这艘船两种拼接方式都用了，这也是首次发现的采用两种舷板拼接方式的内河船。”讲解员点出了玄妙之处。
这艘心思细腻、巧用颇多的漕船只是当年运河上，万千帆影中的一叶扁舟。遥想当年的水路繁华，让人浮想联翩：这些往来运河的漕船都运输过什么奇珍异宝？这艘元代木船旁，摆放着出土于北京丰台的景德镇窑釉里红花卉纹玉壶春瓶。这件宝物胎白质坚，胎体厚重，瓶颈和下腹有两道弦纹，弦纹之间为缠枝花卉纹，其工艺为先刻花卉纹，再上釉里红。釉里红是一种釉下彩刻装饰，呈色剂为氧化铜，这也是元代景德镇窑的重要品种。这件南瓷佳品就是沿运河北上进京的一件代表作。
大运河不仅为元大都带来了釉里红，还有龙泉窑。木船另一侧摆放着出土于北京元大都遗址的龙泉窑青釉贴花牡丹纹凤尾瓶。龙泉窑位于今浙江省龙泉市，该窑口自元代流行一类喇叭口、长颈、鼓腹、敛足的大型瓶器，后世因其优美的长颈喇叭口造型，称其凤尾瓶。展出的这件瓷器丰盈高大，饰有缠枝牡丹花纹样，是元代龙泉窑的典型产品。
宋元时期，龙泉窑生产规模扩大，产品顺瓯江而下，直达温州，通过河运或海运行销国内外市场。元代，北方草原民族的用瓷审美与江南文化传统相互濡染，龙泉窑产品一改南宋时期精致文雅的小件风格，转变为流行装饰繁复的大型器物。这件凤尾瓶正是元代南北文化交融下新式审美理念的物质见证。
运河文脉
第三艘船与之前船只的不同有两处，一为造型，二为场景。其船舱很长，只有船首处一小部分是甲板，与如今我们常见的公园游船很像。另外，这艘船上的人物只有三个，撑船而行的船工，以及立于船首的一名手持折扇的文人和其身后的一名小童。历史上，运河不仅为中国南北带来了便捷的交通、丰富的物资，还有源远流长的文化。
北京大运河博物馆中展出的《郭畀客杭日记残稿》就很能体现这一点。郭畀，元代书法家，其日记手稿《云山日记》记录了他从至大元年（公元1308年）八月二十七日至至大二年（公元1309年）十月三十一日的日常书画活动和交往交游，生活轨迹遍及镇江、杭州等运河沿岸城市。其中，他客居杭州的一段名曰《客杭日记》，记录了自镇江出发去杭州途中及居于杭州期间的游记见闻。
根据现有已整理的《客杭日记》可以看出，郭畀曾在两个月内数次坐船往来于常州、杭州、镇江等地，并在上述地区留下了多幅书法作品。运河不仅便利其交通往来，更为文人墨客带来文思灵感。
如果说郭畀的《客杭日记》距离太远，清代诗人王维珍留下的“一枝塔影认通州”则更为人熟知。诗作者王维珍是天津人，进京赶考时沿北运河到达通州，这座古城“景物之阜庶，闾阎之喧阗”，给他留下了深刻的印象。其诗作中一句“一枝塔影认通州”，让燃灯塔成为运河北首自古至今的地理标志，流传千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