04版：文化
蓝天下的张家湾古城墙遗址以及与之相连的通运桥。记者 党维婷/摄
通运桥上的石狮形态各异。
文 姜宝君
随着“大运河文化带”建设的推进，张家湾作为“漕运古镇”的历史也被人们不断提及，到张家湾一带探幽访古的人也多了起来。
很多人想象不到，张家湾在历史上曾是非常热闹的地方，民间曾有这样一句民谚来形容：“先有张家湾，后有北京城”。作为京杭大运河上的重要码头，张家湾见证了北京作为都城的发展历程，尤其元代和明代，建设都城的众多物资，都是通过海运和漕运到达张家湾，再从张家湾运送至京师。如此重要的物资集散地，热闹和繁华是必然。
明代通航季每天200艘船经过张家湾
从金代开始，位于潞河旁的张家湾就是漕运的一个码头（当时这里还不叫张家湾，曾有学者指出，它有个普通的名字：长店），为中都运送物资。辽代，从辽阳府（辽宁辽阳）筹措的大批粮食物资，经海路到天津，再由水路到达张家湾，然后通过萧太后河（萧太后一般指萧绰，此河是否为萧绰所开凿，并无确凿史料），一路向西运送至辽宋对峙的前沿重镇——南京城（北京）。
元朝定都北京之初，大都还在建设中时，便从江南调运大量粮食。《元史》记载，至元十六年（1279年），海盗出身的万户侯张瑄等人，“造平底船六十只，运米四万六千石，从海道至京师”。这批物资就是从长店运送至北京城，此后，张瑄就将此地作为海运物资的集散中心，因为他，此地开始被称为张家湾。
至元二十七年（1290年），京杭大运河贯通南北。三年后，郭守敬主持开挖的通惠河于张家湾入潞河，河运、海运成为维持元代统治的命脉。张家湾成为重要的码头和物资集散地，“张家湾”之名从此频繁见诸史书。
据统计，明代永乐以后，每年经张家湾抵达通州的各类运船达3万多艘，也就是说在长达6个月的通航季里，每天到达的运船平均有200艘之多。此外，从明代中期起，北运河河道浅涩，大部分漕船不能抵达通州城下，只能停泊在张家湾附近，以小船驳运，这也大大增加了张家湾至通州河道上船只的数量。
明代嘉靖六年，元代通惠河淤塞，直隶监察御史吴仲上奏重开通惠河。因为北京城的南扩，元代旧通惠河河道被纳入城内，此时的通惠河以东便门的大通桥为起点，一直向东，在通州城北汇入北运河，这次疏通通惠河，并没有影响张家湾的地位，张家湾依然是漕运枢纽。只不过，在清代后期，随着社会的发展，漕运最终衰落，张家湾也不可避免衰落。那里曾经的热闹与繁盛，似乎也在一夜之间消失于历史尘埃之中。
张家湾古城墙和古桥保留至今
如今，在张家湾还有不少遗迹，诉说着这里昔日的荣光。而最为集中的访古地，莫过于张家湾古城墙遗址以及与它紧密相连的通运桥。
古城墙只剩一座城门，此门为当年的南门。城门东侧，有一段数百米的城墙，它是在当年古城墙的基础上加以整饬而保存至今。在城墙北侧，有楼梯可登上城墙。尽管城墙不高，但站在城墙上，依然可以登高望远。城墙脚下就是静静流淌的萧太后河，三三两两的村民靠在城墙下闲聊天。夕阳西下，太阳映照在河水上，浸染了千年时光的苍凉和壮阔，笼罩着每个人。
在城楼西侧，却是另外一种风景，有一段长约三四百米的古城墙，用“残垣断壁”形容并不为过，城砖剥落，墙体布满了杂草，与东侧的城墙相比，这段城墙显得残破不堪。如今，这段墙体，只是在其南侧一米左右竖起了栏杆，对墙体略加保护。
行走在西侧这段城墙前，看到的都是老式的砖块，或灰白色，或黑褐色，而且可以清晰地看到砖块之间的填充物，并非近代出现的水泥（城门和东侧城墙的砖缝间都有水泥的痕迹），由此可以判断，这应该是当年的老城墙。
我心里突然生出疑问，在长城和其他城墙上能找到字砖，那么这一段古城墙会不会也有字砖呢？
凑近城墙，目光不断在城砖上停留。起初，并未见到刻有文字的砖块，走了大约三四米，突然在一块白灰色的砖上，看到了字的痕迹，内心一阵喜悦。仔细辨认，最先认出的是时间落款：正德二年（正德是明朝第十位皇帝明武宗朱厚照的年号，正德二年就是1507年）。正文看不太清，只能依稀看出“直隶朱□□”等字样。
顺着城墙往西挪，没几步，又发现一块字砖，这一次能认出更多内容：“化十捌□□□□补造”（城砖铭文原文），最初只觉得遗憾，错失了太多细节，后来发现了一块“成化十八年”（城砖铭文原文）的字砖，两者一关联，便可猜测，前面那块砖的文字应该是“成化十捌年□□□补造”（成化是明朝第八位皇帝明宪宗朱见深的年号，成化十捌年为1482年）。
行至城墙中段，还有更大的惊喜。在城墙顶部，有一块砖上刻着一行大字。拍照后发现，字体很大，但文字并不是特别清晰。不过有了明代这些年号的线索，通过字形可辨认出“嘉靖”的字样，再通过手机软件对图片进行明暗的调整后，能隐约看出“十年春”的字样（嘉靖是明朝第十一位皇帝明世宗朱厚熜的年号，嘉靖十年是1531年），其它便难以辨识。
此外，还找到了“弘治拾□”的字砖，根据笔画，第四个字非常像“四”，也许这块砖是弘治十四年造（弘治是明朝第九位皇帝明孝宗朱祐樘的年号，弘治十四年为1501年）。
与巍然矗立的城墙相比，这些字砖更有“代入感”，看着这些年号，仿佛走入了历史的现场，所有的史料记载一下就鲜活起来。
嘉靖皇帝借钱抢筑张家湾城
与此同时，问题也来了：在古城墙南门墙上的文保牌上，写的张家湾城建于嘉靖四十三年（1564年），那为何这段城墙却有成化、弘治等之前几位皇帝的年号呢？起初，我的想法是，或许早在嘉靖之前，张家湾已经有了城墙，嘉靖时，再在其基础上加固筑牢。
回去查阅资料后发现，这个想法不成立，而且这些有不同年号的字砖正好反映了张家湾这座城池的最大特色：临时抢筑。
张家湾城建于嘉靖四十三年是有史料记载的。当时城修好之后，明代大学士徐阶还特意撰写了一篇《张家湾城记》，该文初录于明代的《明经世文编》，2013年同济大学出版社出版的《中国古代建筑文献集要（明代上册）》又收录了该文。这篇文章讲述了建城的大致经过。
1563年冬，蒙古骑兵来犯，因为张家湾存储着大量粮食物资，明世宗也提前派兵守护张家湾。虽然最终蒙古骑兵没有进犯张家湾，但是士兵们不敢掉以轻心，随时待命。
第二年开春，顺天府尹刘君畿以及工部尚书雷礼（明十三陵的修建者，明清建筑艺术的主要开创者）就极力请求建城，这个提议也很快被批准。当年农历二月二十二日，便开始建城，仅仅三个月，张家湾城就修建完成了。这个速度在古代建城史上是罕见的。
或许因为张家湾是物资集散地，就地取材，所以城池很快建成。徐阶的文章是这样写的：“财取诸官之赎及士民之助者，木取诸营建之余，砖取诸内官厂之积石，取诸道路桥梁之废且圮者。”也就是说，城墙的砖块来自库府的积压，甚至是从废弃的桥梁道路“淘”来，自然就出现了如今看到的不同颜色、不同尺寸甚至不同年号的砖。几块带年号的砖，透过数百年的时光，击中了如此生动的历史细节。
有趣的是，徐阶还在文章中透露了一个细节，因为建城的钱一时凑不齐那么多，皇帝还命光禄寺拿出膳食之外富余的三万两银借给建城的官员（“诏光禄寺出膳羞之余金三万两贷之”）。再联想起，嘉靖年间，修北京城外城墙时，因为没钱，只修了一半，形成了一个“凸”字形格局，也就明白了当年嘉靖的困境：朝廷的确没钱了。
清代嘉庆年间北运河改道
在张家湾古城墙南门外，与城墙紧密相连的就是一座历史悠久的石桥：通运桥。这座石桥已经矗立了四百多年（此处先有木桥，明万历三十三年，即1605年改为石桥）。如今的桥面，依然保留着当年车来车往而留下的车辙，行走在桥上，恍若看到数百年前，这座古城的热闹。石桥两边设有石栏，每边各有石柱22根，每根上面雕有石狮子。这些石狮神态各异，有的已经残缺，有的是新补的，但更多的还是当年的旧物。它们无声地守望着桥下的河流：鼎鼎有名的萧太后河。
这一下便把时光拉回到将近一千年前的辽代。萧太后河起点在辽南京城，它一路向东南流，经过如今的十里河一带，然后到达通州，在张家湾与北运河（古代潞水）相接。
值得一提的是，关于元明时期北运河的走向，徐阶在《张家湾城记》中有一句至关重要：“东南滨潞河，阻水为险”。也就是说，张家湾城的东南侧就是潞河，即当时的北运河。如果查阅地图，就会发现，现在的北运河与张家湾相距甚远，完全看不出“东南滨潞河”的痕迹。这是有原因的：清代嘉庆年间，北运河因为大雨而改道。
明嘉靖六年（1527年），通惠河重新疏浚后，在通州城北汇入北运河，并开通了石坝和土坝两个码头。此时，从张家湾也可以通过北运河达到石坝和土坝。张家湾、石坝、土坝是北运河上重要的三个码头。
就这样过了数百年，清代嘉庆六年（1801年）六月，京畿连日暴雨，大水使得通州一带积水达半年之久，到第二年三月，有些低洼之处还有积水。这场大雨带来两个意想不到的后果：一、大雨形成的大水，裹挟着大量泥沙，冲入北运河，使得张家湾这一段变得淤浅；二、大水在北运河东侧汇集了一条新的河道。
因为张家湾的重要性，清廷也多次尝试给张家湾段的北运河清淤，但嘉庆十一年的一次大暴雨，又使得北运河河道淤塞。为此，清廷不得不在新河道的基础上，开发出一条漕运河道。嘉庆十四年，这条新的漕运河道固定下来，在此基础上，形成了今天北运河的走向。这也就是如今地图上，张家湾并不在运河旁，甚至离北运河还有七八里地的原因。
北运河的改道，也是张家湾走向衰落的开始。张家湾那段北运河旧道干涸废弃，北运河旧道沿线喧闹的皇木厂、砖厂以及各个码头，也走向衰落，最终变成地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