04版：文化
城市绿心森林公园蜿蜒流淌的运河故道。
经大运河运输北上的金砖正在国博展出。
由12艘木船连接而成的浮桥、和历史上漕船同尺寸的石舫，组成了城市绿心森林公园运河故道中的“上上码头”景点，生动展现了漕运码头的历史文化底蕴。
本报记者 杨昌平
谈起北京城的营建史，不少历史学家喜欢用“漂来的北京城”来形容。偌大的一座都市，如何顺水漂来？“漂”其实是指营建北京城所需的大量材料，要通过大运河从南方运来，成为都城后人口激增，也要靠大运河调运江南粮食。从建筑材料与生活物资的来源讲，北京城的的确确是“漂”来的。
京杭大运河一直默默地沟通中国南北的经济和文化，既向京城输送物料，也孕育了沿线的众多名城古镇。通州作为京杭大运河北首，为物资进京起了很大的作用。清代通州学正尹澍目睹漕运盛况，曾赋万舟骈集诗：“天际沙明帆正悬，翩翩遥望影相连。漕艇贾舶如云集，万国鹈航满潞川。”
木材：天生楠木，专供殿庭楹栋之用
通州区大成街文庙内，靠西墙有一大棚，棚底放着三根沉木，据说价值不菲。
提起这些“宝贝”，通州区政协特邀文史委员任德永先生如数家珍。他介绍说，这三根木头大有来历，是十几年前清理大运河河道时，从河底挖出来的。“一开始大家以为是金丝楠木，但是拿不准，后来我们往香山那边的林业鉴定部门送了些检材。”任德永说，经鉴定，其中一根为格木，系珍贵的硬材树种，产地群众称为铁木，现为国家Ⅱ级重点保护野生植物，其价值相当于金丝楠木；另两根都是硬合欢木。三根木头中，格木长10.85米，硬合欢木长8.5米。根据鉴定，这三根木头是在明万历年间沉于河底，距今已有400余年，在木头的一端还烙印“顺太”及苏州码子。
在历史上，对这样的木头有个专用词，即皇木，指皇帝为盖宫殿亲派大臣采办的木材。北京物资学院大运河研究院副院长陈喜波多年深耕运河文化，已成为此领域为数不多的专家。他介绍说，根据史料记载和现存明代宫殿实物，明代宫殿建造的木材基本上纯用楠木，间或使用杉木，此外松、柏、樟木等木材也作为建筑基础材料和辅助材料。楠木树干高大，圆满笔直，树高可达40米，直径可达1.5米，并且易加工，密度适中，木性稳定，不开裂、不变形，极为耐腐，非常适合做建筑栋梁之材。明人乇士性在《广忐绎》中记载楠木：“天生楠木，似专供殿庭楹栋之用。”
至清代，上品金丝楠木也不好找。康熙曾派官员往南方诸省采办过楠木，乾隆、道光朝也有采办楠木之举。北京故宫及现存上乘古建多为楠木构筑。如文渊阁、乐寿堂、太和殿、长陵等重要建筑，装修材料都有楠木，也有楠木家具，并常与紫檀配合使用。如太和殿作为故宫内规模最大的殿宇，屋顶结构是等级最高的重檐庑殿顶，殿内共有七十二根大柱支撑整个屋顶，其中顶梁大柱最粗最高，直径1.06米，高为12.7米。而木材的出处，明代用的是采自川、广、云、贵等地的金丝楠木。清代重建时，用的是采自东北三省深山之中的松木。明十三陵中，建成于明永乐十一年的长陵裬恩殿，全殿由60根直径1.17米、高14.30米的金丝楠木支撑，黄瓦红墙，重檐庑殿顶，是我国现存最大的木结构建筑大殿之一。
营建北京所需的木材实属海量，所耗费的银两也属巨资。孙连庆先生所著的《北京地方志·张家湾》一书中记载，万历年间在广、川、黔三省采办木材耗银930万两。意大利传教士利玛窦在其中国游记中记载了沿途见闻。他了解到，采伐于四川的木材直径有一米多，长二三十米，运送一趟要花费6万多两白银，平均每根木材合300多两白银，特别巨大的木材甚至达到每根3000两白银之多，代价非常昂贵。
这些木材先是通过大运河运到通州张家湾的码头，并储存在这里，再经陆路运进北京，而储存木材之处就取名皇木厂村。历史上皇木厂村也遇到过几次意外，如《光绪顺天府志·故事志五·祥异》载：“嘉靖三十二年秋，通州淫雨，运河冲决张家湾麴店，皇木厂大木漂流，甚为民害。”又：“万历三十五年闰六月，淫雨一月，平地水涌，通惠河堤闸莫辨。张家湾皇木厂大木尽行漂流。”再加上木材由运河运输时发生的意外情况，就导致一些较重的木材沉积到运河之底。这些年来，通州的运河遗址中已经出土了8根巨大的皇木，它们都是营造北京城的见证。
金砖：万座皇窑，青烟袅袅烧贡砖
北京故宫的太和殿、中和殿、保和殿和十三陵之一的定陵内铺墁的砖名为“金砖”。何谓金砖？其名字的由来有三种说法，一种是金砖由苏州所造，送往京城，所以是“京砖”，后来演变成了金砖；另一种说法是金砖烧成后，质地极为坚硬，敲击时会发出金属的声音；第三种说法是明朝时此砖价值极高。
宋应星的《天工开物》和明朝主持制砖的工部郎中张向之所著《造砖图说》，均记载了金砖的制造过程。金砖所选泥土是“粘而不散，粉而不沙者为上”，选好的泥土要露天放置整整一年，去其“土性”。接着“吸水滋土”，还要“平板盖面，两人足立其上，研转而坚固之”。“入窑后要以糠草熏一月，片柴烧一月，棵柴烧一月，松枝柴烧四十天，凡百三十日而窨水出窑。”出窑后还要经过严格检查，如果一批金砖中，有6块达不到“敲之有声，断之无孔”的程度，这一批金砖都算废品，要重新烧制。在合格的金砖侧面，都打有年号、监制和窑号等印记。就这样，从泥土到金砖，要长达两年的时间。“货船泊岸夕阳斜，女伴搬砖笑语哗。一脸窑煤粘汗黑，阿侬貌本艳于花。”这首《竹枝词》描述的就是出窑时的场景。
故宫中铺设的金砖侧面有明永乐、正德、清乾隆等年号和“苏州府督造”等印章字样。由于金砖制造难度较大，故宫铺设金砖的面积也很有限，集中在东、中、西三条路线上。在故宫的核心建筑太和殿、中和殿、保和殿所在的中路上，用的金砖是最大的二尺。中路外侧的金砖稍小，有一尺七的，也有一尺四的。
营建北京城所需砖块数量巨大，砌城墙用城砖，垒宫殿墙壁也用城砖。金砖数量有限，大量应用的砖块是由江南（今江苏）、安徽、河南、山东等四省的一些府、州、县的官窑厂烧制的，然后运到大运河，再由大运河运到通州张家湾以北的码头处上岸存放，朝廷在此专设官员进行管理，称为“砖厂”，该处也就叫做砖厂村。
陈喜波介绍说，山东临清是建设北京时所用砖料的主要供应地。明清近600年间，从临清“漂”到北京城的贡砖已经无法记数，明清北京各宫殿、城墙，明十三陵，清东、西陵所用贡砖，绝大多数在临清制造。临清烧贡砖的历史从明代初开始，明清两代在临清设有工部营缮分司，专门督造临清贡砖。
粮食：桅帆林立，岁入京城百万石
位于东四十条桥西南的南新仓文化休闲街，其卖点就在“南新仓”三字。南新仓是明清时代的皇家粮仓之一，其前身是元代的北太仓，已有600年历史。目前，南新仓已成为全国仅有、北京现存规模最大、保存最为完好的皇家仓廒，也是北京市文物保护单位。
除南新仓外，北京还有许多以古代粮仓命名的地名，比如海运仓、北新仓、禄米仓等，较大的官仓一说为京师十三仓，又有人称十五仓。这些粮仓的用途就是储存通过大运河从江浙地区运来的漕粮。
陈喜波介绍说，根据史书记载，“元都于燕，去江南极远，而百司庶府之繁，卫士编民之众，无不仰给于江南”。也就是说，元朝在大都（今北京）建都后，城内人口大量增加，对粮食的需求量很大。为此，元政府建立漕运制度，从南方地区运输粮食到大都。根据史料，元朝一年的粮食征收额为1201万石。除去在河北等地227万多石以外，各行省共征收粮食974万石，江浙行省（今江苏安徽两省的江南部分、浙江、福建两省以及江西省一部分地区）即占449万石。所以元朝统治者对于江浙一带粮食的北运（漕粮运输）极为重视。
到了明朝，永乐十九年正式迁都北京，北京城再次成为都城，城中聚集了大量的人口。明政府疏浚河道，解决了运河山东段水源不足的问题。明政府实行南粮北运的漕运制度，漕粮主要来自于南直隶（江苏、安徽）、浙江、江西、湖广（湖南、湖北）以及河南、山东等地。明代前期，漕粮数额不固定，永乐时期每年运送漕粮200到300万石，宣德朝达到最高额674万石，正统、景泰、天顺三朝每年约在400到450万石之间。明成化八年（1472年），漕粮数额固定为每年400万石，该制度一直持续到清朝。道光朝实行海运，咸丰、同治时期，海运规模日渐扩大，内河漕运才衰落下去。
古代以“石”为粮食计量单位，明朝时一石约为现在107斤的样子，如此算来，按照年固定运送漕粮400万石计，明清两朝每年调往北京的漕粮就达到4亿多斤。
漕运：沟通南北，万舟骈集利千秋
通州运河1号码头，是千里京杭大运河的北首。温榆河、通惠河、运潮减河、小中河在此汇入京杭大运河，形成了大运河北源头五河汇流的壮观景象。今人难以想象，当年在此卸下的物资到底有多少。
明清两朝，漕运盛极一时，通过运河北运的物资不仅仅是木材、砖石和粮食。当时设在南京、苏州、杭州的织造局，专为皇家采办绸、缎、纱、罗、布及其他纺织品。在万历年间，每年采办纺织品几十万匹。到了清代初期，皇家每年采办的银两达10余万两，后期增加到500多万两。清乾隆朝，每年从云南采办铜630万斤。上述物资都要经运河水运到通州。清代《漕运则例》记载了漕船携带的商品，共有12大类300余种。漕运带动了通州的繁荣，朝鲜人朴趾源描写过通州市面的繁华：“下船登岸，车马塞路不可行……东门至西门五里之间，独轮车数万，填塞无回旋处……其瑰丽繁复，亦非盛京、山海关之比矣。艰穿条路，寸寸前进。市门匾曰万艘云集，大街上建二檐高楼，题曰声闻九天。城外有三所仓廒，制如城郭。”
在营建北京城的材料中，木材采办地距离北京遥远，运输全靠江河水系。“以川木输送京城为例，运输路线主要由三部分组成。先是利用长江上游各支流水系把大木从采伐地运至长江沿线各起运点，川南马湖、叙州、西昌、永善等地的木材一般是从小溪直接泄运，或从小河到大江散漂，或扎筏到嘉定府、叙州府和重庆府，再扎筏经运河起运京师。木材扎筏方式是八十株扎一大筏，召募水手放筏，每筏用水手十名、夫四十名，差官押运到京。先是运到大运河北端通州木厂存放，然后再运往北京木材存放地。”陈喜波介绍。
其实，不仅仅北京是“漂来”的，运河沿线的诸多城市，也因运河而繁华起来，大运河的贯通缔造了无数运河城镇。先秦时期，江南城镇稀落，随着运河的开凿贯通，特别是到了隋唐时期，运河沿岸的城镇如雨后春笋般崛起。洛阳成为最繁忙的都市之一；扬州则因运河成就了经久不衰的繁华，其运河码头成了“万商之渊”；苏州因运河通达，所到之处皆可见“山海所产之珍奇，外国所道之货贝，四方往来千里之商贾，骈肩辐辏”；杭州在隋朝之前是一个默默无闻的小县城，正因为大运河的开通，杭州才发展起来。至于众多的乡间小镇，因其枕河而建，应运而生，随之商业繁茂，客商云集而兴旺发达。
逶迤千里的大运河，把营建北京城所需的材料及急剧增加的人口所需漕粮运到通州，真是“百司庶府之繁，卫士编民之众，无不仰给于江南。”通州作为大运河北起点，历史上就对北京城的建设起过巨大的作用，如今也是建设城市副中心的上佳之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