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型货船扬帆向通州城方向驶进。
土坝码头处停泊的商船。
一艘较大货船满载货物,由数名船夫用篙撑进。
孙宇宁
作为京杭大运河南来之船的终点,历史上通州曾是最重要的皇家码头。每到开春后,运河上南来的粮船便日渐繁多,从堤岸南望,各类船只帆樯如林,见头不见尾,仅装卸货物的船只每年就达3万余艘,形成了独特的通州八景之一——万舟骈集。
头尾专用雄狮标 见了漕船要让道
漕船是运河上数量最多也是最重要的一类。漕船每年从南方运粮达400万石(1石约合59公斤)。据宋应星的《天工开物》记载,初期一艘大型漕船可装粮近2000石,但因运河水浅,一般装粮500石左右。漕船头尾都有专门的浮雕雄狮标记,其它船看了都要让道。每年第一批漕船到达的日子为开漕节,官吏客商、船工百姓共同庆祝,热闹非凡。
明代漕船数量多于清代,为一万到一万二千只,清代为六千到一万只。漕船运军与水手的收入除了政府发给的行月粮食外,还通过贩卖漕船夹带的一些土特产来获得。后来运军为多装载商货,私自将漕船加长,承载量达到3000石,由于通州以下运河河道水浅处很多,超载的漕船只能勉强通过运河闸座,并且经常因超重而搁浅漂流。
因此,在通惠河(里河)和北运河(外河)上都有一类必须使用的小型漕船,叫作剥船,专门分载转运大船的货物或漕粮。据记载,明万历七年(1579年)时,北运河所用的剥船有200只;明嘉靖七年(1528年)重新疏浚了通惠河后,由外河转运里河的漕粮都采用搬粮过闸的方式,因而也设置了往返两道水闸之间的剥船。到了清代乾隆和嘉庆初期,因河道壅塞状况日益恶化,剥船数量激增至1500只,而且每只剥船都需要配置拖曳纤夫15名。
朝廷每年都对一定数量的漕船进行更换或者维修。遇到江河漂流或战争破坏,漕船损失量都比较大。随着运河淤塞、战乱频繁、管理失控情况的加剧,漕船缺额数目也越来越大,漕船修造制度日趋崩溃,最终在清末被海轮、火车等先进交通工具取代。
皇船、官船五花八门
运河上来往船只种类繁多,当然不止漕船。其中,装饰最为豪华、制作最为精美的船只,是专门供皇家使用的大黄船和小黄船。
这些皇家船只用作皇帝出巡或者到南方征购皇宫御用的物品,如瓷器、海鲜、珍珠等。大黄船运载量在400料左右,小黄船100到200料之间(1料约合60公斤)。通州以前在运河最北端湾内曾有黄船坞,专门用于停泊大小黄船。
政府官船更是五花八门。外形最具特色的就是瓜皮小艇,这种船是通州坐粮厅税科官员文书稽查征税的标识小船。小船舱棚居中,用两层竹片交搭为半圆形作龙骨,中间夹布或席,形似半个大西瓜扣在船上,故而俗称“瓜皮小艇”。
每当漕船接近通州时,押运官、领运官就开始沿途盗卖粮米,或者转卖随船夹带的土特产,因而常常发生浅水处争航不让导致漕船慢行的情况。为防止漕粮交纳延误,这时就会有通州坐粮厅的漕粮官员乘船顺水而下,沿途查验督促来自全国各地的漕运船队,指挥暂泊。这些监督漕运的官员乘坐的小型巡船和大型座船,常常划得飞快,毕现骄横跋扈之态。
专门供坐粮厅舍人乘坐的称为验粮小舟,平时停泊在石坝楼前,一望见南来的漕船,便迅速划过去。舍人手捧着验粮托盘,坐在敞舱中,趾高气扬,因为查验漕粮是否合格的权柄掌握在他们手中。他们将取验的粮米盛在尾舱内,再返回送到验粮楼上,请厅丞、监察御史等官员查验。
还有一种比较特殊的官船,叫作“使节船”。明清政府与海外各国的联系比较密切,日本、朝鲜、南亚各国往往会派遣大量的人员或者商人到中国进贡、朝拜、经商,他们乘坐朝廷的使节船前往北京面见皇帝。
由政府管理的船只还有一类是专门维系运河正常运转的功能船只。这类船只大多是民工役夫的工作用船。常见的功能船有用于疏通沉沙壅塞、拓宽拓深河道的垡船,帮助迟来船只破冰返程的打凌船,用于堵住水流打桩筑坝的戗桩船,还有就是救援搁浅船只的捞浅船和救生所用的红船。
民用船只不可胜计
明清时期,运河上的民船、商船、货船等民用船只不可胜计。这些非官方船只一般由民间自行打造,运载量不如漕船,但装载的货物却纷繁复杂。南来北往的船只将汇集的南方货品、文化、人才转输到京师,又把都城发展起来的文化传播到东南各地,大大刺激了运河沿线城市的兴起与繁荣。
每到船闸河段,民船与商船都要给朝廷的漕船、快马船等让路。到达通州后,船主可将所携带货物到岸发售,而随乘的官员则需要雇骡马或者轿子前去北京。货物卖完以后,船主再采购一批北方物品,照旧寻觅一位南下的官员庇护自己。
民用船只中还有数不清的客船、驿船,还有船帮组织押运的明堂船,而大小木筏和渔船的数量更多,式样也更加繁杂,正是这些数不清的船只成就了通州古运河上广博而深邃的船文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