04版：文化
民国时期的通州鼓楼。鼓楼元代称为齐政楼，历代几经毁坏和复建。清末，鼓楼的暮鼓晨钟指挥着全城的作息。
燃灯塔、大光楼等历史遗迹讲述着通州的前世今生。
穿越古今、流淌千里的大运河，承载着无数繁华的盛景和动人的故事，见证着通州的兴起。
王洪波
“通州上拱京阙，下控天津，潞、浑二水夹会于东南，幽燕诸山雄峙于西北，舟车辐辏，冠盖交驰，实畿辅之襟喉，水陆之要会也。”——《日下旧闻考》卷108《京畿》
位于两大冲积扇之间
通州位于北京市辖域东南部，西临朝阳区、大兴区，北与顺义区接壤，东隔潮白河与河北省三河市、大厂回族自治县、香河县相连，南和天津市武清区、河北省廊坊市交界。从大的地理形势上看，通州邻近400毫米等降水量线即农牧交错带。而400毫米等降水量线附近，是古代农耕文明与牧业文明的碰撞带，中原王朝与北方游牧政权反复争夺的拉锯带，也是汉人与塞外少数民族经济、贸易、文化交流的接触带。这种特殊的地理形势，决定了北京及通州在汉民族建立的政权中成为维护国家安全的边疆重镇，在少数民族建立的政权中，成为其南下中原的前站，最终在多民族统一国家的形成过程中成为政治中心区域。
通州全域处于潮白河与永定河冲积平原上冲积扇的交汇处。通州西南、东南部马驹桥、漷县等乡镇及永乐店广大地区，为永定河水冲积、泛滥而成的平原地貌，形成于6000年至2000年前。除马驹桥外，大部分地区地势平坦，且多积水洼地，属泛滥平原地貌。潮河、白河出山后形成广阔的冲积扇，其西缘与永定河冲积扇相连。
由于处于永定河、潮白河两大冲积扇之间，一望平川、多河富水成为通州地理环境最显著的特点。潮白河上源有两大支流，东为潮河，西为白河。潮河发源于河北省丰宁，古称鲍丘水，元代名潮河。白河，古称沽水，北魏名潞河，唐代称潞水。因两岸皆白沙，元代称白河。两河流至密云河漕村东相汇，以下河道称潮白河，为京杭大运河重要源流。
永定河水系现在虽不流经通州，但通州不少东西向河流为永定河故道，如凉水河、港沟河、凤河，萧太后河和通惠河也有可能是在永定河故道的基础上改造而成的人工运河。
南北向的潮白河水系，为大运河向北延伸提供了得天独厚的自然条件；东西向存在的永定河故道则为沟通通州至北京间漕运提供了可能。这种众河汇聚的地理形势是通州成为北京都城物资供应基地和大运河北端节点的基础地理条件。
取“漕运通济”之意命名通州
自公元前195年建置路县至今，根据通州城市地位的变化，可将其建置沿革演变分为三个阶段。
最初是边镇属县时代，自公元前195年一直延续至公元1151年金代海陵王迁都。春秋战国时代，今通州地属燕国，燕昭王开拓北疆， 置上谷、渔阳、右北平、辽西、辽东五郡，时渔阳郡当辖及今通州地。秦时仍属渔阳郡。汉高祖十二年（前195年），析出渔阳郡南部广阔地区，于蓟城东郊驿路南侧设置路县，且修筑土城，成为今通州建制区划的开端。王莽篡汉，改路县名通路亭，属通路郡，所谓通路郡即王莽所改故渔阳郡之名。东汉建立后，恢复西汉旧称，但改“路”为“潞”，始称潞县，流经附近的潮、白二河称“潞河”。
此后至唐代潞县一直稳定存在，唐开元四年（716年），析潞县东境置三河县，属幽州。到后晋时，石敬瑭割幽云十六州予契丹。契丹主耶律德光升幽州为南京，为陪都之一。值得一提的是，由于地理位置上的重要性，金元以前路县还一度成为渔阳郡郡治所在。清人刘锡信《渔阳郡三治潞县考》认为，东汉末年、北周以及唐武德二年（619年）至贞观元年（627年）这里曾三次成为渔阳郡郡治所在。
然后是畿辅重镇时代，自1151年金代海陵王迁都直至清末。金天德三年（1151年）海陵王诏迁都燕京，开启了北京作为政治中心的都城时代。因潞县为漕运重地，遂新置通州于此，取“漕运通济”之意而命名，此成为通州得名之始。金代通州始置和命名，并且每年于此造船，标志着它作为北京水路门户地位的确立，这在通州的发展历史上是具有划时代意义的大事。
明洪武十四年（1381年）二月， 漷州降格为漷县，改隶通州，于是通州领有三河、武清、香河、漷县四县，属北平府不变。清雍正六年（1728年）改三河、武清、香河三县
直属顺天府，通州遂为散州，不再领县。
第三阶段是从郊县到城市副中心，这一阶段自民国至今。清末停漕改折，漕运制度终结，通州城市地位随之下降。辛亥革命后，改顺天府为京兆地方，改州称县，通州改名通县，属京兆。1928年废京兆，设北平特别市，市域仅为北平城区和近郊区，通县则改隶河北省，1958年重新划归北京。
1993年通州镇被定位为北京14个卫星城之一，2005年通州新城与顺义新城、亦庄新城成为北京重点发展的三个新城。2015年《京津冀协同发展规划纲要》中将通州定位转变为北京行政副中心。2016年5月，中央政治局会议决定在通州规划建设北京城市副中心，并把其与雄安新区的设立一道上升为国家战略。
汉代路县面积约35万平方米
在南北大运河开通前，陆路交通是居于主要地位的交通形式。侯仁之先生曾对古代北京周围的大道进行如下推测：向南一路是太行山东麓大道；西北一路出南口直上蒙古高原，称为居庸关大道；东北一路出古北口，穿越平缓的山地丘陵地带，通向松辽平原，称为古北口大道；此外，还有正东一路，横越小平原，沿燕山南麓直趋海滨，称为燕山南麓大道或山海关大道。
汉代路县故城位于通州区潞城镇古城村，路县故城西守鲍丘水、沽水（今称潮白河），西与蓟城相望；正北直达郡治渔阳城，是水陆交通、东西往来、南北连接的咽喉之地。
最新考古发掘显示，路县整体平面呈近似方形，其中北墙基址长606米，东墙基址长589米，南墙基址长575米，西墙基址长555米，总面积约35万平方米。城墙基址的残存高度约为1.9-2.5米。经过钻探，在东、西、南城墙基址外约25-30米处发现了城壕遗存，其走向与相对应的城墙基址大体一致，宽度约30米。从遗迹和遗物判断，城壕与沟渠的使用年代不早于战国，废弃年代不晚于东汉。
东汉以后，潞县治所向东迁移，《北京历史地图集》编辑组野外考察时，在今三河县西南境、潮白河东岸的城子村处，发现一处汉代遗址，面积较大，在被河水冲刷过的地面上散布有汉代砖瓦陶片。经过多年反复讨论分析，认定这里应是东汉至北朝时的潞县治所。
唐代潞县治所已迁至今通州，清代通州举人刘锡信《州城考》记载，“近日州城南一里许土人掘得唐长丰令李丕石志，云葬于县之南三里，可知唐时潞县已治于此”，此后潞县治所再无迁移记载。金代潞县隶于通州，州县同治。明洪武元年（1368年）闰七月明将常遇春北伐克通州，元顺帝闻风出逃上都。八月，明将徐达攻占元大都，改名北平，改元大都路曰北平府，同时省潞县入通州，从此潞县成为历史地名。
“捺钵”制度下产生的漷县
辽是契丹人在北方建立的多民族政权，以游牧为生，“马逐水草, 人仰潼酪, 挽强射生, 以给日用”。辽代建国之后,契丹皇帝仍保持着按季节迁徙的旧俗, 居处无常, 四时各有行在之所, 称为“捺钵”。在取得幽云十六州，将幽州定为南京后，今通州地区政区的设置也受到了这种制度的深刻影响，出现了新的政区——漷县。
由于处于永定河与潮白河两冲积扇之间的交汇区域，通州南部地势低洼，宋辽时期更是一片方圆数百里的大淀泊，称为延芳淀。在延芳淀进行的这种弋猎活动，每年春季便举行一次。这样一来，在延芳淀周围居民渐聚，村落增多。本来在这里早有一个霍村镇，当辽代延芳淀周围地区人口增聚，村镇发展之后，为了加强行政管理和方便春猎活动，辽圣宗太平年间遂就故霍村镇筑城置县，因县城在漷河之南，取县名曰漷阴，并析潞县南境为其辖土。元代漷阴县在行政级别上有所提高，元至元十三年（1276年）升漷阴县为漷州，且领香河、武清二县。元末明初，由于战争频繁，漷州民寡赋薄，遂于洪武十四年（1381年）降州为县。清顺治十六年（1659年），因屡遭水患，民困役重，裁撤漷县入通州直辖区域，漷县成为漷县镇。
大运河带给通州的繁荣
辽金以前北京作为北部边疆重镇存在，漕运多是从维护边疆安全的角度出发。东汉末年曹操主持开凿平虏渠和泉州渠，隋代隋炀帝为东征高句丽，开凿永济渠，“引沁水南达于河，北通涿郡”。
宋代以后，地理格局发生了重大变化。一方面政治中心从长安、洛阳不断向东、向北转移。与此同时，经济重心则向长江流域转移。政治中心与经济重心在空间上的分离，使得漕运在维护政权稳定上具有了更加重大的意义。
辽金以后北京政治中心地位奠定，由于通州至北京之间并无大河相连，且两地之间坡度较大，通州由此成为大运河最关键的节点。南方漕粮运至通州后即可交仓南返，通州作为北京粮食及其他物资仓储与供应中心存在，成为国之重地，由此决定了通州城市的崛起。
金朝以燕京为中都，政治中心转移至此，不但城市格局、宫殿、苑囿具备了都城的规模，保证其物资供应的漕运事业也翻开了新的篇章，漕运从此成为军国命脉。借助于隋唐以来不断沟通、改造的华北水网，经由今卫河、滏阳河、滹沱河、子牙河、大清河等天然水道和其间的人工漕渠，漕粮及各种物资汇集到今天津地区以后，仍循潞河（今北运河）等到今北京通州。通州，在以前一直称潞县，海陵王天德三年（1151）升潞县为通州，取“漕运通济之意”，领潞、三河二县，说明其已成为金中都的漕运枢纽。
随着元代北京成为大一统帝国都城，物资需求日益庞大，而粮赋供给却几乎全部仰仗江南，漕粮运输任务更加繁重。大部分粮食储存在通州，通州至大都城虽然有一条坝河，但运力远远满足不了漕运所需。郭守敬通过对北京地区水资源及地形的详细勘察向元世祖提出了一个宏伟计划，“大都运粮河不用一亩泉旧源，别引北山白浮泉水，西折而南，经瓮山泊自西水门入城，环汇于积水潭。复东折而南，出南水门，合入旧运粮河。每十里一置闸，比至通州，凡为闸七，距闸里许上重置斗门，互为提阏，以过舟止水”，成就了运河史上著名的通惠河。有了通惠河，运抵通州的漕粮基本可以全部运到大都城里的京仓，而不必滞留于通州的仓库。
明清时期，通州是大运河北部的关键端点，京城漕运码头。与元代相比，明清时期通州的城市地位更加重要。由于明代昌平皇陵的建设，原本作为通惠河水源的白浮泉被废弃，同时皇城的扩展将通惠河上游包入其中，通惠河运力大减，且终点改在了大通桥下，以此为起点的北京至通州段运河也改称大通河。在这一背景下，更多的漕粮被储存在了通州。明代正统十四年，为了确保漕粮的安全，通州城扩建新城，将西仓、南仓围于新城之中。
清代与明代相比变化不大，保留了明代所建的大运西仓、大运南仓与大运中仓，并在康熙三十一年，于州南门内草场胡同建常平仓。清末开始大规模建设铁路，原“京师门户”的通州，由于无铁路经过，“繁盛之象大逊”。与通州的繁荣关系很大的漕粮用火车及海船运输后，到1907年，当时在通州的外国人记载“许多空着的和正在损坏的巨大粮仓，则成了繁荣的过去遗留下来的唯一证据”。
记者 党维婷 唐建/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