04版：文化
舳舻衔尾相连，延绵千里不绝。一艘艘满载粮食的漕船，一声声此起彼伏的号子，曾是运河上盛大的场景。南方的粮食通过大运河运输到京城，储存于粮仓，维系着明清两朝的国计民生。这些粮仓如今在通州的哪里？古人又是如何全方位管护粮仓、守护漕粮安全？这些粮仓又承担着哪些重要功能？本期通州冷知识，带您走进通州漕运仓储往事。
南北物资集散之处
翻开通州地图，能看到中仓、后南仓等带“仓”字的地名，这些地名并非凭空而来，背后蕴含着通州丰富的漕运仓储文化。据了解，“中仓”因明永乐年间设立皇家粮仓中仓而得名。历史上，这里曾是漕运仓储重地，也是通州八景之一“万舟骈集”所在地。此处不仅是京城所需粮食的储运中心，也是南北物资集散之处，南北文化激荡碰撞之地。
明永乐七年（1409年），朝廷设立通州粮仓，经过多次扩建，正统元年（1436年），定通州仓名。清初，通州有三座粮仓，即西仓、中仓和南仓。清乾隆十八年（1753年），大运南仓并入中、西仓。此后，通州有大运中仓和大运西仓两座粮仓。
《通州志略》记载，大运中仓“在旧城南门里以西。永乐年建”。目前仅存其遗址，遗址西起新建街，东至南街，北起西大街，南至悟仙观胡同及周仓庵胡同。部分仓墙尚存，旧址清晰。大运中仓的管理人员在此居住、生活，带动了相关服务行业产生，进而带动了周边区域的繁荣。在大运中仓西面渐渐形成了中仓胡同、烧酒胡同、麦芋胡同等几条胡同。
其中，中仓胡同东起中仓路（曾名新建街），西到大烧酒胡同，北到西大街，胡同呈“工”字形。明代已经初步形成街巷，依巷子宽度大小，南称大仓胡同，北称小仓胡同。1989年，将大仓胡同和小仓胡同合称为中仓胡同。1991年旧城改造时拆除，1994年在中仓胡同和周边几条胡同原址的基础上建起了中仓小区。
除了中仓，通州区北苑街道辖区内有一社区名为后南仓，同样是漕运仓储的重地。天顺四年（1460年），明廷在大运西仓南边新建了一座粮仓，名为大运南仓，也被称为后南仓。有些专家认为，名称里的“后”并非指代方位，而是区分粮仓修建的先后顺序。
防汛防火重中之重
通州粮仓收储从南方漕运而来的数百万石漕粮，是统治者能够直接调用的粮食，所以各朝对通州仓的安全十分重视，尤其是将防汛工作作为各项工作的重中之重。
为从根源规避水患，通州城利用潞水（北运河）和通惠河设计了护城河。明万历二十二年（1594年），“户部郎中于仕廉周视两城隍并可为池，请引通惠河注之。诏浚三千三百余丈，加深二尺许，广视深四倍，建闸一、桥四。”这样就形成了完整的护城河防御体系，不仅解决了通州城西护城河和南护城河的问题，而且还“积水丈余”，具备运输的条件。史书也明确记载该水道连接了土坝与中西两仓，具有水运功能。从万历二十二年后，护城河可通航漕舟，大幅省去陆路转运粮食的人力物力成本。
除护城河体系外，通州古城还十分注重对水的利用。城北依托西海子、东海子两大湖泊，城南则在东西水关及粮仓附近设置了四处水渠。这样的水系设计，不仅兼具军事防御、防洪排涝、漕粮运输、城市消防等实用价值，还能雕琢城市风貌、调节局部小气候，实现了安防、民生与生态景观的多重效益。
夏季多雨时节，通州粮仓很容易遭受水涝、霉变之灾。在当时的历史条件下，对天气的预报能力，防洪能力都很有限。主要通过修缮通州城，兴修运粮道路，加固粮仓的仓墙和路面等做法，最大限度防止粮仓被淹和路面泥淖的情况出现，确保粮食安全和运粮顺利。
此外，火灾是粮仓的另一大隐患。在防火设计上，粮仓内每间仓廒之间相隔三丈，防止一间失火而殃及其他仓廒。仓廒之间还挖有名为“水道”的通道。这些水道直通仓沟，仓沟再与河道相连。同时针对一些距离“水道”较远的仓廒，还会修建水井，以备灭火之用。
这些多举措保护的粮仓都承担着哪些重要功能呢？大运河文化研究会理事贾长宽介绍，储存在通仓的漕粮最主要的功能就是供给京城各类人员口粮。明代漕粮主要按月发放给拱卫京师的官军。清代供养体系更为庞大，朝廷依靠漕粮供给宗室勋贵、八旗官兵及其数十万家属，满汉文武官员均按品级领取禄米；同时各级衙门公用粮、宫廷马驼饲料、皇陵守卫官兵口粮，也取自京、通二仓。
其次是应急调拨充作军储。在明朝，除京军月粮之外，朝廷有时还从京通二仓调拨部分粮食，充作边镇军储。明前期这种调拨并不常见，土木之变后北疆战事吃紧，漕粮调拨量持续上涨，嘉靖年间达到顶峰，大量漕粮运往北方边镇储备。在清代，漕粮常被调拨充当各地驻军的军饷，也会通过漕粮与地方米粮互换抵兑，就近补给各地军队。
除此之外，在明朝，当北京粮价太高时，朝廷一面打击囤积居奇，哄抬物价的行为，一面低价将漕粮出售到市场，平抑物价，保持经济的稳定。明代还常动用通州仓余粮救济京城及附近州县饥民，清代遇灾则调拨漕粮开设粥厂，为饥民施粥渡荒。
漕粮验收流程之严
各省漕粮运到通州，在通州东门外的运河上形成了“万舟骈集”的景象，但是漕运的艰辛并没有结束，还有一个关键环节——交仓。其中，正兑漕粮在石坝码头卸粮、验米，所运漕粮米色、干湿等情况符合标准后，装船沿通惠河运到京仓收储。改兑漕粮在土坝码头卸粮，经过验粮，从土坝上岸，运送到通州各仓。
明清时期，平均每年都有三四百万石漕粮运到通州。保证其数量和质量的重任，便落在了坐粮厅的肩上。明成化十一年（1475年），户部委派1名员外郎，专管通州漕粮的核验。为防止舞弊，嘉靖九年（1530年），御史李循奏议由坐粮厅员外与巡仓御史共同验粮。
为确保漕粮质量，嘉靖十六年（1537年），皇帝批准各漕总运来的粮米抵达通州后，要查验其质量。坐粮厅的官员如果发现米腐坏，须将运丁呈送漕运总督衙门并移送司法衙门从重发问。不合格的漕米要及时扬晒，并由运丁赔补，坐粮厅也要追究相关漕总的责任。
清代漕粮收储制度与明代相比更加严格细致。康熙五十四年（1715年）定制，各省漕粮起运前，先派人将各帮所载漕粮取米样1石封存，送到北京户部；再由户部分别转发至接收该漕米的粮仓。待漕船抵达通州后，将米样与漕粮比对，检查质量是否一致，防止运丁中途偷梁换柱。
清乾隆年间，江萱受在坐粮厅任职的冯应榴所邀，绘制了《潞河督运图》。画中细致描绘了验粮的场景：坐粮厅使者乘官船查验各船漕粮，一条小船迎面而来，验粮者立于船头，双手捧盘，其中所盛就是样米。
收纳漕粮时要过斛以统计数量。明朝，朝廷专门制作了铁斛作为标准计量器具，存放在通州坐粮厅。万历《通粮厅志》载：“钦降铁斛一张，见贮通粮厅，一面铸‘成化十五年奏准铸成永为法则’，一面铸‘监铸官直隶大河卫指挥仲纲直隶淮安府同知夏祈铸匠袁宗范斌等’。”
坐粮厅的官员以铁斛为标准，先制作若干个铁口木斛，分发给各仓使用；后又制作标准斛斗发给运丁，作为标准量具，以相互校准，防止短斤少两。清代直隶总督李绂，曾于雍正元年（1723年）受领催办漕务，著有《漕行日记》专门记载此次经历。他采用“重赏重罚，行之以信”的方法，广贴告示于沿河村庄军民铺户，若发现有买盗米者，立即捉拿追究；凡折耗之米，俱令买米之人赔补。如此做法，自然没有了买米之人，船户即使有盗米，也无处销赃，一定程度上解决了偷盗漕米的问题。
对漕粮检验流程的严苛，还造就了一套漕运史上独特的“密码系统”。现在通州区博物馆保存的“镇馆之宝”之一——军粮经纪密符扇，就是专供验粮官员使用的“密码本”，堪称古人智慧的结晶以及漕运文化的重要见证。
这把密符扇是一副扇面，两面各有50个密符，符号下方有相应的中文释义。密符扇上共有密符100个，其中包括地名、舟名、车名、瓜果蔬名、人名、鸟兽虫名等。其中以地名为名的密符只有一个，便是“通州”。该密符由两个十字并排在一起，很像一个草字头。这种画有全部密符的扇子当时掌握在验粮官手里。在检查军粮经纪查验完的粮食时，如果发现有的粮食不符合标准，就会根据袋子上的密符找出军粮经纪的真实身份，可以说这是一本加密版的花名册。
通仓，是明清时期设立于通州的漕粮仓库总称，为京杭大运河漕运存储体系的重要组成部分。通州城的城市格局与多次建设，均与保卫和服务粮仓有关。“夫积贮者，天下之大命也”，粮食储备关系重大。从河道、闸坝，到码头，无数漕粮通过大运河运抵北京，时光荏苒，当年的“运粮河”和粮仓都已完成了它的历史使命，“通仓”作为通州漕运仓储文化的重要载体，如今仍是我们阅读那段漕运历史的珍贵见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