04版：文化
本报记者 张群琛 王戬 实习生 金炫宇
说起青铜器，不少人会第一时间想到司母戊鼎、妇好鸮尊、曾侯乙编钟等器型庄重、纹饰精美、工艺繁复的文物。它们既是彼时物质富足的见证，更是古人精神世界的寄托。
如果您对青铜器文化感兴趣，那目前正在北京大运河博物馆三层11、12展厅开展的“吉金耀山川—鄂尔多斯青铜文化展”您一定不能错过。此次大展上，369件（套）鄂尔多斯式青铜器及首都博物馆馆藏展品，完整展现了鄂尔多斯式青铜器从诞生走向繁盛的历程。不同于大家耳熟能详的那些青铜重器，此次展出文物大多形制精巧，透过这些青铜器物，不仅能窥见草原民族鲜活奔放的生活气息，更能找到草原文化与西亚、中亚文明交流往来的印记。本次展览将持续至9月13日。
塞上吉金：精巧实用的生活用器
“吉金耀山川”是何意？首都博物馆副研究馆员、策展人张全礼介绍，古时青铜被尊称为“吉金”；“山川”则融合两处地域地标，一头是燕山山脉，一头是鄂尔多斯广袤的塞上平川。南北两种文明借青铜器物相逢，历经千年岁月侵蚀，古铜器依旧风华尚存，展览的名称“吉金耀山川”便由此而来。
鄂尔多斯地处内蒙古西南部，蒙古语意为“众多的宫殿”，南倚古长城，自古素有“塞上”之称。自20世纪50年代起，朱开沟、桃红巴拉等十余处遗址、墓葬相继出土大批风格独特的青铜器，兵器、动物形饰、车马器品类齐备。同类器物广泛分布于中国北方区域，学界将其统一命名为“鄂尔多斯式青铜器”，亦称北方系青铜器。其中朱开沟遗址出土的商代早期凹格青铜短剑，是目前国内发掘出土年代最早的青铜短剑，直接佐证鄂尔多斯是北方草原青铜文化核心区，朱开沟文化更是草原青铜文明的重要源头。
展厅正中陈列的两件蛇首青铜匕，是这一单元极具代表性的礼仪用器。器物整体呈柳叶形，刃部粗钝厚重，完全不适用于日常切割、穿刺。结合精巧繁复的造型与纹饰判断，它们仅用于部落祭祀、宴饮等特殊场合。《汉书·匈奴传下》记载“刑白马，单于以径路刀、金留犁挠酒”，文中提及的礼器，便与这类柄饰精美的青铜匕高度契合。
细看右侧这件蛇首青铜匕，柄首雕琢立体蛇形，吻部向外夸张前凸，以圆孔勾勒双眼；最为精巧的是可活动的铜质长舌，神态生动传神，浓郁的游牧艺术风格扑面而来。这件器物不仅体现出当时炉火纯青的金属冶炼技艺，更承载着草原族群独特的审美追求与原始精神信仰。
移步相邻展柜，一组兽首青铜刀整齐陈列，是游牧民众赖以生存的核心日用器具。古时草原民众放牧牛羊、狩猎野兽，宰杀牲畜、分割肉食、鞣制皮革，样样离不开这种轻便锋利的短刀。刀具柄端造型各异，分别铸有铃首、马首、羊首、鹿首等动物形象。其中鹿首青铜刀格外引人注目：刀身呈柔和弯月形，刀柄顶端鹿首轮廓分明、鹿角分叉清晰；柄身錾刻菱形纹与锯齿纹，既可以增大握持摩擦力，也直观展现出上古先民成熟的金属加工技艺与初步形成的审美意识。
同柜展出的鹿首青铜匕，与鹿首铜刀相映成趣。器物一端雕琢完整鹿首，鹿角自然卷曲，双目圆睁；另一端收束成尖状，器身遍布小型环孔与穿孔。考古专家推测，它是古代马具配饰。在游牧文化体系中，鹿象征迅捷与旺盛的生命力。工匠精准还原动物体态，将族人对力量、敏捷、丰饶生活的美好祈愿浇筑于铜器之上。
不远处一对盘角羊青铜饰，堪称鄂尔多斯青铜器的经典代表作。工匠运用立体雕刻技法还原盘角羊全貌，羊角螺旋状层层盘绕，双眼圆睁，神情温顺又时刻保持警觉，兼具草原生灵的灵动与野性。羊是游牧部落赖以生存的核心资源，同时被赋予吉祥、温善的寓意。饰件预留穿孔，便于固定在车马之上，既是出行装饰，也是区分部落身份、承载礼仪象征的重要物件，寄托着先民期盼平安、富足、祥瑞生活的心愿。
展区内所有青铜短剑均短小精悍，高度适配马背迁徙、野外狩猎与部落征战的需求。短剑既是守护畜群、上阵御敌的实用兵器，也是持有者身份、财富的具象象征。装饰华丽的精品大多归属部落首领、精锐武士，逝者下葬时随之埋入地下，成为今人解读“马背上的青铜时代”的关键物证。
并排陈列的三件铜鍑（音同“腹”），是本次展览为数不多的大件器物，也是游牧文明独有的专用炊具。器物整体圆腹，搭配镂空高圈足，口沿两侧竖立对称双耳。双耳可缠绕皮绳固定于马背，完美解决长途迁徙的携带难题；镂空高圈足利于空气流通，只需寻一处平地生火，火焰便可环绕器腹快速加热，无需修筑固定灶台，十分适配草原逐水草而居、常年辗转的生活模式。铜鍑最初以青铜铸造，后世又衍生出铁质同类器具。
权杖东来：从新月沃地到鄂尔多斯
鄂尔多斯式青铜器不断发展成熟的同时，也持续吸纳外来文明元素。展厅一角陈列权杖头的展柜，正是文化交流的有力佐证。展柜配套展板梳理出它的传播路径：从土耳其阿拉恰姆—索乌克恰母遗址出发，途经中亚，再到陕西扶风，最终传入鄂尔多斯。
张全礼走到展柜前，指着乳状瘤铜权杖头介绍：“这类形制的权杖头，最早出土于土耳其阿拉恰姆—索乌克恰母遗址，距今约4000年。国内发现年代最早的一件，是陕西扶风县召公镇征集的遗物，时代为西周晚期；形制相同的权杖头在鄂尔多斯多有出土，宁夏固原、陕北、冀北一带也有发现，年代均属于春秋战国时期。由此可见，此类权杖头源头位于西亚，沿草原通道向东传播至我国西北地区。”
权杖最早诞生于约一万年前西亚的新月沃地，最初是可供敲击的工具与兵器，适用于狩猎、争斗、防身。基于这一渊源，张全礼认为乳状瘤铜权杖头最初属于兵器。随着社会发展、阶层分化，权杖逐渐承载祖先崇拜、神灵崇拜内涵，成为权力与身份地位的象征。距今约4000年，权杖沿草原通道东传进入中国，在西北、北方长城沿线以及西南云南地区均有出土，其中鄂尔多斯地区出土数量较多，年代晚至春秋战国。一颗布满乳突的铜球，跨越千余年、沿着欧亚草原通道，最终抵达鄂尔多斯先民手中。
除球形权杖头，各式各样的动物杖首也是鄂尔多斯式青铜器的重要门类。权杖头对面展柜中陈列着一对青铜鹤嘴杖首，长喙或直或钩，圆眼微微凸起，颈部形成圆筒状銎口。这类杖首是特殊器物门类，源自北方游牧民族的图腾崇拜，代表持杖者的身份与地位。有趣的是，这件铸有鹤首的青铜杖首，与中原古籍记载的“鸠杖”高度相似。汉代有“赐鸠杖”礼制，古人认为鸠为不噎之鸟，寓意老人进食顺畅、安康长寿，朝廷将饰有鸠鸟的手杖赐予高龄长者，相当于古代的“老年优待凭证”。
与杖首相隔几组展柜，另一组青铜器物同样值得驻足观赏：圆雕山羊杆头饰、伫立马形青铜杆头饰……这类杆头饰通高仅10至20厘米，底部带有圆形或方形管状銎，部分銎侧铸有小环，用以悬挂铃铛、璎珞或流苏。
杆头饰是北方族群重要的礼仪用具，主要分为兽形圆雕、球形铃铛两大类，下端设銎用以套接长杆，部分配有挂环。展柜中一件有銎大角鹿青铜铃杖首便属于后者：鹿角高高分叉，銎侧附带铜铃，移动时铃声叮咚，璎珞流苏随风摆动。张全礼介绍，这件铃杖首使用时，随着人或车辆行进发出清脆声响，飘动的饰物进一步烘托仪式的神圣氛围。“仅凭这件器物，就能大致想象出两千多年前草原祭祀的盛大场面。”
将动物形象装饰于杆顶、杖端，是早期北方游牧部族图腾崇拜的外在表现，也是部落首领举办祭祀时彰显权力与地位的标志。因此，羚羊、卧马等圆雕青铜饰件，一部分用作车舆围栏顶端的杆头饰，更多则是象征权力、身份的权杖杖首。
从西亚原始权杖头，到鄂尔多斯鹤首杖首；从铃声悠扬的鹿形铃杖首，到尺寸小巧的伫立马饰。一件件小型青铜器沿着欧亚草原传播千年，在不同族群手中先后承载图腾信仰、权力象征、敬老礼制，伴着铃声与流苏，见证文明往来。
文化交融：“北京出土”彰显双向奔赴
早在西周中期至中晚期，北方游牧文化便与中原文化产生交集，两种文明相互借鉴、彼此影响。本次展览中，策展团队精选多件出土于北京昌平白浮墓、延庆龙庆峡龟山东坡墓地、西拨子窖藏的文物。出土器物清晰展现出两种文化交融演进的过程，其中不少文物出土后首次公开展出。
“先看这件西拨子窖藏出土的铜鼎残片，器物本身与出土窖藏，共同印证两种文化的融合轨迹。”张全礼所指的这件西周早期铜鼎残片为鼎的口沿部分，口沿下方清晰铸有四圈回字形重环纹。重环纹是中原青铜器典型纹饰，而西拨子窖藏所处地域彼时并不属于中原文化区。该窖藏还出土11件尺寸依次递减的三足鼎，形制接近西周晚期“列鼎”制度特征，进一步证明北方文化自西周中期前后，已与中原文化深度交融。
同一时期的昌平白浮墓，同样留存着两大文明碰撞融合的印记。墓中出土一件西周早期兽面饰，器物遍布青绿色铜锈，历经千年沧桑，气质古朴厚重。兽面饰中部隆起，獠牙外撇，保留先秦兽面纹饰特有的威严狞厉之感。器物采用镂空铸造工艺，兽面双眼圆鼓，眼眶预留圆孔，用于穿钉固定；两侧兽角（兽耳）向外卷曲舒展，轮廓灵动夸张。“从这件文物，能够窥见先秦先民独特的审美信仰，以及青铜铸造工艺的巧思与魅力。”张全礼说。
白浮墓指1975年在北京昌平白浮村发现的三座保存基本完好的墓葬，一共出土陶器、青铜礼器、有字甲骨等600余件文物。依据铜器铭文与甲骨文字判断，墓主人大概率与古燕部族联盟中的某一方国相关，属于殷遗民墓葬，文化归属中原燕文化。“但墓葬出土的蘑菇首剑、鹰首剑、马首剑、铃首削刀、鹰首削刀、三銎条形刀、管銎戈、管銎斧等北方系青铜兵器与工具，在琉璃河西周燕都遗址中基本不见。”张全礼介绍，其中管銎戈本身就是中原式戈与北方草原工艺融合的产物。由此可见，昌平山前地带作为中原燕文化与北方畜牧文化的交界，是华夏族群与北方游牧民族往来碰撞、文明交融的前沿地带。
时至春秋时期，两种文化交流愈发频繁，延庆龙庆峡龟山东坡墓地出土文物便是有力佐证。由绿色绿松石珠与红色玛瑙珠交替串成的绿松石玛瑙串饰，是春秋时期北方游牧贵族佩戴的饰品。串饰体现出成熟的玉石抛光、钻孔工艺，既可日常佩戴，也会作为随葬器物，彰显主人生前地位；一旁的青铜短剑是典型鄂尔多斯式铜器，剑身为直刃匕首样式，一体铸造而成，剑首铸有两只回首对望的飞鸟，极具艺术美感。
相较于这两件带有鲜明北方游牧风格的器物，另一件兽面形饰则是中原与北方文明交融的结晶。这件春秋时期兽面形饰以对称兽面为主体，两侧延伸出卷曲耳状装饰，线条流畅富有张力，营造出威严神秘的视觉效果。纹饰并非写实动物形象，而是融合多种猛兽特征的抽象神祇符号。张全礼提醒大家仔细观察，会发现纹样之中暗含双鸟元素，体现草原民族对自然力量的崇拜与艺术化表达。这件饰件和同期中原青铜器上的饕餮纹有异曲同工之妙，但更侧重动态美感与装饰性。该器物的出土，进一步证实北京燕山山前地带作为农耕文明与游牧文明交汇前沿的独特区位，是两种文明冲突、交流、融合的重要舞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