04版：文化
本报记者 张群琛 王戬
“疆壤益广开郡县—战国秦汉时期的云南”正在北京大运河博物馆火热开展。上一期“探宝”我们寻访滇疆奇珍走进历史上的云南。历史进程不断向前，位于西南边陲的云南逐渐从化外之邦变成了帝国郡县，多元民族文化与汉文化深度融合，构成了“疆壤益广开郡县”展览后半段的内容。
此次，“滇王之印”“滇国相印”封泥与“益州太守章”封泥同时赴京展出，让观众了解到西汉时期设立益州郡之后，“滇国”依然存在，滇王“复长其民”的史实。刻有“益州”的铭文瓦当，则证明西汉时期，云南当地存在大型的官署建筑。汉墓中随葬的陶楼也在云南地区出土，而且风格从干栏式建筑变成庑殿顶式建筑。这些都说明越发多元的文化浸润。就让这些首次进京的重磅展品带我们继续探索神秘滇疆。
多元生活：古滇国的衣、食、生死观
在展览的第二部分，首都博物馆副研究馆员田辛酉指着墙上的“滇人织布及腰机示意图”介绍：“根据目前的考古发现，春秋战国时期，滇人已学会种麻织布。而织布所用的工具，就是这件被称为‘腰机’或‘踞织机’的简单装置。”织工需席地而坐，将卷布轴固定于腰间，脚蹬经轴，用腰腹和腿的力量绷直织物，再用分经棍、提综杆配合骨针引纬、打纬刀打纬。滇人所织布匹宽度与织工的腰宽接近，为30—40厘米；长度近于织工腿长的两倍，约140—180厘米之间。
在展厅独立展柜中的“纺织场面贮贝器”，则更为清晰地向大家展示了这个场面。贮贝器的器盖、器腰两侧各铸一对虎形耳，底有三只扁足，器身饰有卷云纹和菱形纹等纹饰。器盖上铸有10位女性，中央鼓上，一位贵族妇女跪坐其间，身边放着壶、豆、盘等器皿，田辛酉说：“她应是仪式的主持者，也曾是这件贮贝器上唯一一位通体鎏金的，如今还能看到部分残存。”在她周围有侍女捧盒、执伞，还有四人席地而坐，正用腰机织布，另有两人理线。整个场面生动再现了滇国纺织生产的真实场景。
同墓出土的“杀人祭祀贮贝器”器盖上，还有一个细节：一人双手持布进行展示、贸易布匹的场景，布中央有明显花纹。从布匹与人体比例看，幅宽约40厘米——这与腰机织出的宽度吻合。
“衣”“食”不分家，从展厅中的贝丘遗址地层剖面模型中，我们可以一窥滇人的饮食风俗。河泊所古滇国遗址紧靠滇池，最短距离不到一公里，所以滨水而居的滇人以各类水生动物为食。展柜中摆放了河泊所遗址土层中发现的20余枚螺蛳壳，与平时常见的小螺蛳不一样，这些螺蛳壳更像是海螺，平均也有乒乓球大小。田辛酉解释，这是一种滇池中特有的螺蛳，如今去滇池旅游也许还能在岸边捡到螺蛳壳。“这种螺蛳应该是滇人的主要食物来源。遗址土层中发现的螺蛳壳，推测是滇人吃完丢弃的。在河泊所遗址，地层越往下、时代越早，螺蛳壳越大，有拳头般大，而越往上越小。”
动物考古的成果表明，螺蛳及鱼类在滇人的肉食消耗中占有较大比重，猪、羊、牛等家养动物也是滇人的肉食来源，偶尔狩猎如麝、赤麂（音同“几”）、梅花鹿、水鹿等野生动物作为补充。植物考古的成果表明，滇国已然形成以稻、粟、小麦为主，黍、大麦、大豆等为辅的作物结构体系。
“这是一件富有生命力和张力的文物。”田辛酉给记者展示了云南省博物馆的镇馆之宝——牛虎铜案。铜案以一头巨角隆脊的峰牛为案体，牛背作案面。在牛尾处，一只老虎紧咬牛尾，虎爪紧抓牛胯，后仰拖拽。而大牛腹下，一头小牛站立其间，与大牛呈十字交叉。铜案中的大牛颈肌丰硕，两只巨角前伸，给人以重心前移和摇摇欲坠之感，但其尾端的老虎后仰，则以后坠力使案身恢复了平衡。
田辛酉感叹：“从凶猛程度来说，牛不可能是虎的对手，但是在它即将面临死亡结局的时候，腹部又有了小牛的新生。这既是动物间生存关系的真实写照，也蕴含着滇人的生死观：死亡的威胁与新生的希望，在这一刻达到了高度的对立统一，生命的新陈代谢与族群的繁衍生息从未停歇。”
经略西南：滇王仍可“复长其民”
自战国时期，生活在云南地区的各民族孕育出各具特色的文化，过程中这些民族不仅通过战争、贸易等方式相互融合，云南地区的民族也在与外部的四川、南亚、东南亚等地的民族相互往来。展览的后半段展出的文物与前半段的风格有明显变化，展示了云南地区与多地区文化的往来融合。
为了了解云南与周边地区的文化交融过程，策展团队特意绘制了一张示意图。云南的东北与蜀郡接壤，这里也成为中原文化进入滇国的重要通道。北侧横断山脉是草原文化进入滇地的主要通道。越南、泰国等地的文化则通过红河流域对云南产生影响。
“云南地区沟通南亚的蜀身毒（读作‘渊毒’，中国古代对印度次大陆的音译）道是重要的文化交流通路，同时也是汉武帝经略西南夷的重要原因。”田辛酉介绍，汉武帝自登基称帝后便一直寻找蜀身毒道，他认为这是中原王朝通往域外的重要道路，不仅有贸易交流与文化交流的作用，而且还可以寻找援兵，一同抵御北方匈奴的入侵。随后汉武帝派遣使者王然于前往寻找，但是都无功而返。
汉武帝元封二年（公元前109年），汉军在击败与滇国“同姓相扶”的劳浸、靡莫后，兵临滇池。见此情景，滇王举国投降汉朝。汉武帝便以滇国故地为中心设立益州郡，并下辖二十四县，在保留“滇王”的同时，设置“滇相”“益州太守”等职位，实行“郡国并行”的行政体系。自此西南地区正式划归中原王朝的版图，而这段历史通过展览中的印章、封泥、简牍等文物可一探究竟。
“滇王之印”金印与“滇国相印”封泥是这段历史的最佳佐证。首先“滇王之印”是汉武帝赐予滇王的信物，即便是投降了，但是汉武帝仍然让他做滇王并继续管理当地百姓，《史记·西南夷列传》的记载为“于是以为益州郡，赐滇王王印，复长其民。”再次证明了历史中的“滇国”真实存在过。而“滇国相印”的使用者为滇国国相，为滇国的最高行政长官。名义上，这个职位应该听从于滇王，但实际上“滇相”是中央派去的官吏，滇国的事务均由“滇相”负责掌管，并监督滇王，达到权力制衡的目的。另一件“益州太守章”的使用者益州太守则是整个西南地区的最高行政长官。田辛酉说，汉武帝设立的益州郡面积很大，滇国只是其中的一部分，所以滇国在行政上要接受益州太守的管辖。
伴随着益州郡的设立，中原地区的邮传、职官、刑罚、户籍管理等制度相继进入云南，并对此地进行长期有效的管理。展览中展出的各种简牍就是中原王朝对西南地区管理的直观体现之一。“滇池以亭行”简牍的作用类似于今天的快递单，其中“滇池”是送达的目的地，而“以亭行”则是传行方式，即取道乡亭传递邮书，反映出汉代的益州郡已经建立了比较完备的邮亭系统。此外，“始元四年”纪年简牍的出土更是证明了汉朝对于西南的长久治理。田辛酉说：“始元四年即公元前83年，距离滇王投降汉武帝已有27年；河泊所遗址还出土了东汉时期的纪年简牍，说明汉王朝对西南地区的治理没有间断。”
封泥与简牍，它们并不是相互独立的文物，而是共同组成了秦汉时期官方文书的核心物质载体。秦汉时期，政府的文书捆扎完毕后，会在绳结处糊上湿泥，并在泥上加盖印章，形成封泥。所以防止私拆、验证身份、确保权威性等都是封泥的作用。同时封泥上面印章的内容，也成为当今历史学者研究该地区行政管理、职官体系的重要资料。
汉风浸润：从化外之邦到郡县之地
正如本次展览主题“疆壤益广开郡县”，远道而来的精美文物讲述了历史上西南归华夏的文化融合。
河泊所遗址共出土简牍上千枚，其中不仅有证实汉王朝对西南地区长效管理的简牍，更有体现汉文化进入西南地区的简牍。写有《论语·八佾（音同“意”）》的简牍，反映了西汉时期儒家经典已经在西南地区流传；而写着“毋恙，甚善。春时不和，願强進酒食……”等问候语的简牍，则说明中原地区与西南地区的百姓已经有书信往来，而且所用语句也十分具有汉族文化的风格。
体现文化融合的文物还有很多。提及汉代的代表文物，全国大部分地区都有出土的雁鱼灯定有一席之地，类似的青铜灯具云南也出土了，不过不是雁鱼灯，而是铜孔雀灯。田辛酉介绍，孔雀是云南地区的代表动物，这件灯具也借鉴了孔雀的造型，其双足与长尾共同组成了铜孔雀灯的平衡装置。跟雁鱼灯一样，铜孔雀灯也十分环保，灯具的腹部装水，背部点灯，升腾的黑烟经过灯具的脖颈进入腹部最终被稀释，其环保设计与雁鱼灯如出一辙。
汉族的丧葬习俗也影响了西南地区。昆明晋宁金砂山墓地出土的陶房屋模型就是代表，这组文物由五个建筑组成，分别为门阙、院门楼、双层陶楼、寝房等，这套建筑的屋顶为庑殿顶风格，完全摒弃了曾经的干栏式建筑，充分融入了中原建筑的构造风格。此外，在墓中随葬陶楼，既有汉代神仙生活的思想根源，又有现实庄园生活的物质基础。
展览的最后一件文物，是一块刻有“益州”的铭文瓦当。“这是在河泊所遗址发现的一块汉代云纹瓦当。历史上，这种刻字的铭文瓦当都是出现在大型的官署建筑上，由此判断河泊所遗址周围就是当时益州郡郡治所在地，说明当时遗址范围内定有大型的官署建筑。而将这个瓦当放在展览的最后，也印证了从西南夷到益州郡，从化外之邦到郡县之地的展览主题。”田辛酉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