04版：文化
本报记者 谢佳航
通州是大运河北端漕运枢纽，元明清三代，这里商船云集、货流不息，见证了南北物资的频繁往来。张家湾皇木厂村的两处盐厂遗址，便是这段繁盛历史的鲜活印记——它们不仅是京杭大运河北端盐业贸易的实物见证，更曾为古代北京乃至北方地区的繁荣稳定注入关键动力。当年通州的盐厂究竟承担着怎样的职能？古人如何精准称量大宗食盐的重量？这些盐业遗址又历经了怎样的时代变迁？本期“通州冷知识”，带您一起揭开大运河的“盐业密码”。
古代食盐称量的“硬核砝码”
走进通州区博物馆，展厅内诸多文物都镌刻着漕运的印记，其中一枚形似普通石头的文物格外引人注目。据区博物馆相关负责人介绍，这是出土于通州通运门内南果子市的银锭纽石权，重约160斤，是当年称量食盐的核心工具。
用这么重的石头如何称重食盐重量呢？据大运河文化研究会理事贾长宽介绍，其原理源于“等力平衡”。称重时，一边放石权，另一边放需要称量的货物，杠杆两端“等力平衡”，就能够得知食盐的重量。
“石权虽与常见的秤砣功能相近，实则差异显著。”贾长宽补充道，秤砣多为金属材质，最大重量不过百余斤，而石权最重可达五六百斤，需几名壮汉合力才能挪动。更关键的是，二者的使用方法与适用场景截然不同。秤砣需在秤杆上移动寻找平衡点，适配零售店铺的零散交易；石权则依托杠杆两端“等力平衡”原理直接称重，专为批发核验业务中整包的大宗商品量身打造，恰好契合盐业贸易的大宗交易需求。
为何选择石头作为盐业衡器？这与食盐的特性密切相关。贾长宽介绍，食盐批发量巨大，且具有强腐蚀性，铜、铁等金属材质长期与食盐接触，极易生锈腐蚀，不仅会影响衡器精度，还会大幅缩短使用寿命。而石头既厚重稳固又耐腐耐用，即便长期与食盐、卤水接触也不易损坏，能长期保持计量的准确性，恰好适配盐业贸易的特殊需求。
区博物馆工作人员介绍，除了这枚银锭纽石权，该馆还在2004年收集到一枚“官砝”石权，现陈列于北京大运河博物馆。此枚石权属于漕运中的小型石权，为石灰岩白石制，权身为长方体，小折肩，四立面均阴刻铭文，正立面中间自右向左横刻楷书“长裕”，取“长久富裕”之意；背面横刻楷书“官砝”，表明此石权乃当时政府所规定并主持凿制；左立面纵刻“通县”，字体为行书，显示其为当时通县政府制作之标准砝码。
皇木厂村的石权与盐厂遗址
作为大运河北端的漕运与货运枢纽，通州曾出土过多枚此类石权，其中以张家湾皇木厂村下盐厂遗址出土的三枚最具代表性，它们不仅见证了盐业贸易的繁盛，更暗藏着盐厂的“运营密码”。
三枚石权中，最大的一枚由花岗岩雕凿而成，方体圆纽，体边长47.5厘米，重约500斤，堪称稀世珍宝、世界之最。权身正面中部微凸，中间纵刻“昌延店”三字，寓意“永久兴盛”。圆纽高10厘米，为防断裂，纽体两端与权体连接处雕凿宽缓。整个石权方正、古拙，重心准确，因使用年代久远，字迹漫漶，纽孔被绳索磨出一条浅沟。
另一枚石权由白色石灰岩雕制，呈长方体，长62厘米、宽40厘米、厚28厘米，顶端卧纽如银锭。其立面正中纵刻楷字“德隆号”，寓意为“诚信惠民才能兴隆”；右上角横刻“上口”2小字，其下纵刻“张家湾”3小字，指出盐厂具体位置。此外，还有一件较小石权，为汉白玉制，与大者造型颇似，边长37厘米、纽高8厘米，所刻铭文已剥落不清。如今，这三枚石权都收藏于皇木厂村乡情村史陈列室中。
三枚石权都出土于皇木厂村下盐厂遗址。据史料记载与考古发现，皇木厂村东北、西南有两座盐厂遗址、处于大运河故道上游岸边的俗称“上盐厂”，下游的则称为“下盐厂”。元、明、清时期朝廷户部专营的海盐，从天津经大运河大量运抵此处后，便卸船上岸于设立在此的两处盐厂中存储，再批发给华北、西北、东北各地，甚至远达今蒙古国首都乌兰巴托和俄罗斯首都莫斯科，成为连接南北、贯通中外的贸易纽带。
1998年，北京东六环路修筑时，在皇木厂村旧址取土时发现了“下盐厂”遗址。除石权外，还挖掘出登岸松木跳板一块、柏木排桩和架木。这些木桩呈东西向排列，西侧紧邻通惠河故道，印证了当年批发入京的食盐正是在此装卸，经通惠河转运至京城及周边地区。遗址东部仍压有部分木桩和跳板，同时出土的还有大批精美古代瓷片，为研究当年的贸易往来和生活场景提供了珍贵实物资料。
通州盐业的发展与变迁
通州盐业的繁盛，离不开张家湾古镇的漕运与货运优势。元朝与明朝嘉靖七年以前，张家湾是北运河北端的漕运码头与货运枢纽。嘉靖七年漕运码头北移以后，直到清嘉庆十三年（公元1808年）北运河改道东移，形成如今的河道走向，张家湾才逐渐失去漕运码头的作用，但依然承担着货运和客运功能，延续着贸易活力。
盐业是中国历代政府十分重视的特殊行业，历来实行专营官卖制度，垄断性极强，所收取的盐税，更是国家财政的主要收入来源之一，因此历代政府对盐业管理都极为严格。明清时期，今北京地区销售的食盐主要为“长芦盐”，其盐场分布在今河北省、天津市渤海沿岸，北起山海关，南至黄骅县，是当时我国最大的盐场，年产量通常在18万引左右，为通州盐业贸易提供了充足的货源保障。
明朝永乐年间，朝廷在皇木厂村设有“盐仓检校批验所”，“检校批验”合格的商人，发“盐引”，就是政府颁发的食盐专卖特许证。商人可凭“盐引”到指定的盐场支取食盐，最后销售到指定的用盐地区以获取利润。
当时明政府还推行“以盐引易军粮”的政策，让盐商“自募民耕种塞下，得粟以输边，有偿盐之利，无运盐之苦”，这一举措既保证了边境地区的军粮供应，又减轻了朝廷转运边粮的压力。到了清代，“盐仓检校批验所”更名为“盐引批验所”，俗称“盐厂”，职能进一步集中，成为盐业贸易的核心管理机构。
所谓“盐引”，不仅是专卖特许证，也是盐业贸易中的“特许专卖”的重量单位。不同朝代、同一朝代的不同时期，一“引”盐的重量都有所不同：明代每引盐为50包，每包150斤，合计7500斤；到了明末清初，一引盐的重量已缩减至600斤左右。
作为盐运司所属的下层管理机构，张家湾盐引批验所的运营离不开完善的运输体系。北运河历来水浅多流沙，大型漕船只能在盛水期抵达通州坝下，其余时间需沿途停泊等待剥运。由于盐商雇用的运盐大船吃水过深，朝廷明确规定大船不得驶过杨村，为此专门在杨村与河西务设置了载重三百石以下的剥船，负责将大船上的漕粮、食盐等物资转运至通州。乾隆五十二年（公元1787年），盐商集资捐银30万两，共打造1500艘剥船投入使用，专门用于漕粮、盐货及其他物资的转运，极大提升了盐业贸易的运输效率。
而批验所使用的石权，并非民间自制，而是由盐运司统一制作配发。据《长芦盐法志》（该书初修于雍正三年，嘉庆九年再修）记载，清朝颁发给张家湾盐引批验所的石权包括“掣盐石砝码四枚，共重三百斤；包、索、卤耗石砝码一枚，重十斤”，且“依律关部颁砝码斤量较制”，确保了计量标准的统一与精准，体现了古代盐业管理的规范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