04版：文化
通州区有关军事方面的历史遗迹已经梳理了两期，均为近代军事遗存，涵盖了军阀混战、抗日战争、解放战争等中国近代史的重大事件。作为本系列的最后一篇，我们邀请您穿越到古时通州，从久远遗迹中一探历史。
魏晋南北朝让中国历史在300余年间纷乱不断，其中国祚仅28年的北齐政权似乎只在其中留下了无足轻重的注脚，但是为了抵御北方游牧民族入侵，北齐统治者在原有长城的内部再次修建长城加强防御，如今通州区的西营前街附近仍然保留着部分遗址；隋文帝杨坚结束了魏晋南北朝的纷乱，尔后500年通州变成了辽国的边境，每年春天辽国贵族与军队在此演武练兵，给通州留下了一座晾鹰台，成为捺钵文化的体现；距今600年的八里桥不仅是漕运遗存，更是“拱卫京师的三大古桥”之一，第二次鸦片战争期间于此发生的八里桥之战更为这座古桥增添了一份悲壮。
居中的北齐长城：残存遗址见证历史乱世
长城一撇，运河一捺，二者在北京交汇，构成了一个厚重的“人”字。长城却也并非北京北部的专属，因为通州不仅有烟波浩渺的大运河，古长城也在此留下了一笔。在通州区窑厂村，一段南北走向、残高数米的土岗静默矗立，与旁边的寻常巷陌和百姓烟火融为一体。遗址很不起眼，若不是北侧起点处有两块写着“通州区文物保护单位——北齐土长城遗址”和其历史故事的石碑，从外观上很难将它和长城联系起来。
北齐是中国南北朝时期的北朝政权之一，国祚只有28年，但修筑长城却贯穿始终。据《北齐书》记载，天保六年（公元555年），柔然与突厥来袭，文宣帝统兵亲讨柔然并大破之。待北疆稍静，便“发夫一百八十万人筑长城，自幽州北夏口至恒州九百余里”。天保七年（公元556年），“自西河总秦戍筑长城东至于海，前后所筑东西凡三千余里”，天保八年（557年），“于长城内筑重城……凡四百里”。这里的“重城”就是在已有长城之内再修筑一道长城，即“内长城”。通州段的北齐土长城正是天保年间修筑的“内长城”一部分，作为军事防御体系的重要环节，用以护卫军事重镇蓟城（今北京）与都城邺城（今河北临漳）。
清代通州学者刘锡信在《潞城考古录》中有一章为《通州长城考》，文中写道：“州城西北四里，有古长城遗址，迤北接顺义，南近通惠河北岸而止，逾河而南，复闲存一段。”这段说的便是古长城进入通州古城前的情景。他还查阅《辽史》《漷县志》《武清志》等史料，大致确定了该长城走向，为今日土长城遗址考古提供了许多重要线索。
上世纪八十年代，在遗址附近的小街村出土了唐代录士孙如玉和处士孙封的墓志铭，在孙封的墓志铭里写着“左潞水兮右长城”，清楚地证明了这段古长城的历史。
与依山就势的石头长城不同，北齐土长城是傍河而建的平原长城。它采用了“傍河而行，倚河设城，凭水为险，水陆结合”的独特设计思路，双道防线比邻，令敌方难以攻破。后来隋代统一，这段长城便失去了其防御作用。明初开始，通州居民住房需求增大，因土长城夯土日晒千年，适于烧砖，于是人们开始不断在此取土烧砖，窑厂村便因此而得名。当时村民因避水而选择在城墙上建房，反而意外地将现存长城城垣保存了下来，让其躲过了更多破坏。
如今，遗址距通州南关大街和玉带河大街丁字路口仅百米之遥，残存的土长城遗址为南北走向，北起西营前街路口，南至京秦铁路桥基，其东侧紧邻冯玉祥兵营旧址，东边200来米处是玉带河暗河的拐弯处。土长城主体为分层夯筑黄土结构，现存总长度大约150米，高约4米至6米，宽度从八九米到十余米不等，坡上仍有十余户居民居住。很难想象，这段不起眼的土岗，见证了1400多年的历史风云。
南侧的晾鹰台：为通州留下游牧文化遗存
其实从春秋战国开始，北京及周边区域便属于边境地区，此后数百年间也是农耕文明与游牧文明交锋的前线，而北京的这一战略地位在宋辽对峙时期才引起了真正的重视。最早意识到其中战略意义的是辽太宗，其在会同元年（公元938年）将幽州（今北京）升制为辽南京，成为当时辽国的陪都之一。到了萧太后主政时期，辽南京的地位进一步稳固，辽统治者通过移民屯垦和萧太后运粮河的挖掘和使用，让辽南京成为当时辽国的政治与军事中心。
如今的永乐店镇德仁务后街村西侧有一个用铁栅栏围起的高土坡，春夏之际其上郁郁葱葱，植被茂密。走近观瞧，土坡明显高于建在旁边的平房，高度在10米以上，四周非常陡峭，很难找到步行攀爬的区域。其西侧有一处村民活动广场，每日来来往往的村民早已习惯了它的存在，而伫立在广场上的文物石碑与信息牌揭示了这并不是一座普通的土坡。
土坡实为晾鹰台，是辽代帝王在此游行打猎留下的遗迹，立于此处已千年，甚至超过了流淌的北运河。说起晾鹰台的作用，就离不开辽国基本政治制度“四时捺钵”，《辽史》记载有：“秋冬违寒，春夏避暑，随水草就畋渔，岁以为常，四时各有行在之所，谓之‘捺钵’。”简言之，“捺钵”文化就是王族一年四季到固定的地方游玩打猎，修建行宫并兼顾商议国事的行为。
而晾鹰台所在的永乐店就是当时北京成为辽南京后的捺钵地点之一，由于辽代统治者在此处捺钵时多为春天，所以也称为“春水捺钵”，其中“春水捺钵”最重要的环节就是辽代统治者放飞海东青去捕杀天鹅，并用捕杀的第一只天鹅制作头鹅宴。
《辽史·地理志》中对于这个场景有详尽描写：辽代时期，每年春天的延芳淀不仅多鸟类，而且水草茂盛，辽王每年春天都来此狩猎。狩猎时，辽代统治者的卫兵身着墨绿色的衣服隐藏在岸边的草丛中，而且每个人都拿着链锤、刺鹅锥和海东青的饵食。一切准备就绪后，岸上的士兵突然擂起战鼓，受惊的天鹅欲起飞逃跑，此时统治者亲自放飞海东青去击杀刚刚起飞的天鹅。而抢到头鹅的士兵也往往会得到辽王的奖赏。而晾鹰台就是捕杀完天鹅的海东青晾干羽毛的高台。
“春水捺钵”从表面上看只是辽朝皇族的一种游乐方式，但是其内在却有演武备战之意。首先，“春水捺钵”时负责捕猎天鹅的士兵会从四面八方围捕天鹅，而抓住天鹅的士兵又要尽快将别在腰间的刺鹅锥插入天鹅体内；而在秋季的捺钵中，辽代士兵则会上马去围捕麋鹿，演示了骑兵的包抄、侧翼袭击和长途奔袭等战术，所以“捺钵”表面上是游乐方式，实则是打仗时的战术演练。
而且，辽代统治者在永乐店进行“捺钵”期间也正是宋辽两国对峙时期，而北京又属于两国对峙前线，所以在这个时期将“捺钵”地点搬到此处，除了当地本身地理位置特点外，亦给当时的北宋王朝传递了明确的备战信号。
西边的八里桥：漕运古桥见证了战役悲歌
乘坐出京方向的北京地铁八通线驶离八里桥站，便进入了通州，此时在车厢内向北观望会看到一座古桥，这就是八里桥。关于这座古桥的故事很多，比如通州八景之一的“长桥映月”，明代吴仲疏浚通惠河并将桥下的河道变成了漕运主航道，因中间拱券高8.5米使得水面上出现了“八里长桥不落帆”……然而在漕运故事之外，这座600年的古桥也见证了抵御侵略者的慷慨悲歌。
1860年8月21日，天津大沽失陷后，清军将领僧格林沁统率蒙古马队七千、步兵万余名，从天津撤防退至通州、八里桥一带，准备与英法联军进行野战。八里桥东距通州八里，同时西距京城三十里，是由通州入北京城的咽喉要地。
9月21日，宁静的八里桥被炮火惊醒，第二次鸦片战争中清军抗击英法联军的最后一战在此爆发。英法联军以6000人的兵力，在猛烈的炮火掩护下，分三路向八里桥一带猛扑。当时驻守八里桥一带的清军共3万，分别由僧格林沁、胜保、瑞麟统率。由于清军正处于冷热兵器转型期，武器落后，于是便准备利用八里桥周围的灌木丛林，以及在这里构筑的土垒和战壕，与敌军决一死战。
战斗从早上7时打到12时，清军官兵视死如归、英勇杀敌。尽管人数众多，但清军的大刀长矛怎能敌过拥有洋枪洋炮的侵略者，最终八里桥失守，3万将士全部殉国。八里桥战败，意味着紫禁城失去了最后一道屏障，此时的英法联军距京城仅一步之遥。当年，随行的法国翻译官伊里松在《翻译官手记》中写道：“在桥的正中央，中国人冒着枪林弹雨，桥栏的大理石块四散飞舞，我们的炮弹造成了成批的杀伤，却并没有吓倒中国这些勇敢的斗士，他们寸步不退，勇往直前，运河的两边和桥上已堆满了被杀伤弄得残缺不全的尸体……”
后来，咸丰帝出走热河、圆明园被烧毁、清政府与八国联军签订不平等协议……
时间冲刷了过往，但历史不会被忘记。被炮火炸得千疮百孔的八里桥在清同治年间进行重修，这个帝国主义的罪证最终被保存了下来。现今，八里桥更得到精心修复，为保护古桥的历史风貌，减少洪水对桥的冲击，在桥南北两端开道引河，各建三洞水泥桥一座，用来泄洪分流，桥间以水泥构成分水泊岸。素有“京东门户”“国东门孔道”之称的八里桥，与卢沟桥、朝宗桥共同构成拱卫京城的交通与军事屏障，如今三座桥均被列为全国重点文物保护单位。
这座始建于明正统十一年的八里桥，原名永通桥，民间因其距通州旧城八里地而得名，南北长50米，东西宽16米。桥面两侧有32副石栏板，板面上的雕刻刀法流畅，粗犷有力。栏板上有望柱33对，每个望柱上雕有石狮。石狮形态各异，栩栩如生景色优美，通州八景之一“长桥映月”便是这里。此地更曾是京通粮道的核心枢纽，桥上通行车马、桥下通航漕船，“水陆双通”的功能使其成为南粮北运的“咽喉要道”。
如今，位于古桥西侧百米之遥的新八里桥已正式接棒，承担起繁忙的交通重任。而旧桥则在去年6月顺利完成修缮，华丽转身成为一处文化景点，向四方游客敞开怀抱。悠悠通惠河上，古桥静静诉说着600余载的漕运沧桑与烽火往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