04版：胜利
刘福田
1931年九·一八事变爆发，标志着日寇侵华开端，那一年潞河中学建校64周年，已经是一所历史悠久蜚声中外的名校了。如国内很多历史名校一样，潞河中学最初也是一所美国教会学校，但自民国十五年（公元1926年）开始，当时教育部规定“所有外国人在华捐资设立的学校，必须办理立案手续，校长由中国人担任”，由此，美国哈佛大学毕业的中国爱国教育家陈昌佑博士出任校长，潞河中学从此成为中国人自己的学校。九·一八事变后，潞河中学全体师生同仇敌忾，掀起了轰轰烈烈的抗日救亡运动。
潞河中学的革命有着光荣传统，早在辛亥革命前夕，潞河中学不少学生已经受到现代民主思想影响。潞河中学对革命学生的保护和爱护更成为传统。正是在学校保护下，1926年底在潞河中学秘密诞生了通州第一个共青团支部和第一个中共党支部，周文彬等一批学生继续了潞河中学的革命传统，他们在被抓捕时得到了校长陈昌佑等人的具保营救，革命活动得以延续。
1931年九·一八事变时，潞河中学第一任党支部书记周文彬虽已毕业，但他奔走于京津各大学校之间领导学生运动，与母校潞河中学的革命师生仍有密切的交流和互动。他离校后，潞河中学党支部的活动也仍在继续，所以在抗战初期潞河中学的抗日救亡运动就有中国共产党的领导。
九·一八事变的消息传到通州，潞河中学的师生们第一时间就做出了反应，学生戴着“民族魂”和“誓死保卫”等黑纱，走上街头示威游行。高中学生们又请来了爱国教官李连海等，在校园内开展军事训练，为将来可能奔赴抗日前线做准备。当年11月中旬，通县各中等学校齐聚潞河中学礼堂举行“抗日演讲比赛”，演讲的题目是“东北三省为什么沦陷了”“今天我们青年学生的责任”等，他们揭露日寇侵华野心，反对不抵抗政策，此外还自编自演了一些抗日剧目。
之后，潞河中学的抗日救亡运动继续开展，学生们在校内外张贴标语，散发抗日传单，在通州产生了巨大影响。
“九·一八”事变后，日寇迅速占领东北三省，侵华野心进一步膨胀，1933年初又向山海关内发起大规模进攻，国民党二十九军由通州开赴喜峰口参加长城抗战。通州随即成为部队集结、伤员转运的后方一线。通州人民筹集大量物资支援，万名民夫随军出征，潞河中学也积极参与，他们组成支前慰劳队和担架救护队。为使战场伤员得到及时救治，潞河中学师生还将文氏楼礼堂紧急改为临时急救所，请来北京协和医院的医护人员救治从前线抬下来的伤员，潞河中学的师生则肩负起伤员的护理工作。
潞河中学校史馆里至今陈列着这样一组照片，一张是文氏楼礼堂的舞台正中间悬挂着写有“救国”二字的巨大横幅，礼堂里是医护人员和师生志愿者们救助伤员的情景。另一张是文氏楼的舞台辟为临时手术室，身着白衣的医生们正在忙碌地为伤员做手术，舞台下面是等待手术的伤员，以及护士和师生志愿者。礼堂四周墙上则挂着写满标语的条幅，气氛紧张。这正是1933年长城抗战时潞河中学文氏楼里的场景。
1933年4月，长城抗战失败，通州城也陷落敌手。日寇攻占通州城，潞河中学自然也无法幸免，但与美国教会的渊源护佑了它。潞河中学此时虽已由中国人出任校长，但美国教会仍保留股份，且在此任教的教师还有很多美国教会人员。根据《日内瓦公约》，日寇不得随意侵占潞河中学。借此通州陷落时很多难民也躲入学校，战乱中潞河中学成了难民避难所……潞河中学在抗战中的抗争活动，让日寇埋下了对它的仇恨，这就为以后日机轰炸潞河中学和珍珠港事件后潞河中学第一时间遭日寇占领埋下了伏笔。
在日寇占领下的通州，人们对日寇的反抗也并没有停止，武装游击反抗之外，更多的是人们各种形式的隐秘抗争，潞河中学因其地位特殊，抗争形式则介于这两者之间。
早在九·一八事变爆发当时，潞河中学就有一批热血青年投笔从戎，他们通过各种渠道拿起武器直接参加了反侵略战争，通州陷落后又有一批学生直接选择转入冀东地区，那里后来创立了八路军冀东抗日根据地。留下的师生则利用学校的特殊地位继续抗争。师生们利用当时条件，在校园内可半公开做一些事，比如暗中联络收留抗日力量，印刷抗日传单等，这些工作实在难得，潞河中学在通州敌后抗战时所发挥的特殊作用，不言而喻。
1935年11月，在日本帝国主义扶持下，大汉奸殷汝耕冒天下之大不韪，逆全国人民抗日浪潮，在通州成立了伪“冀东防共自治政府”，领冀东22市县，实行“华北自治”。潞河中学师生满怀激愤，毅然在校园最高建筑——谢氏楼（今红楼）顶升起国旗！这在当时的通州可是壮举，要知道当时整个通州城已沦陷，谢氏楼上高高飘扬的旗帜大半个通州城区都能看到！城里的日伪军不敢公开违反《日内瓦公约》，只能向校方提出抗议，抗议无果就在校园外武力威慑，可潞河中学的师生们并不把他们的威慑放在眼里，每逢特别的日子就把旗帜升起来。
1937年北平爆发卢沟桥事变。当年7月29日凌晨，在民族统一战线的感召和全国抗日形势影响下，通州伪政府保安队长张庆余等率千余官兵在通州打响起义抗日的第一枪，活捉大汉奸殷汝耕，史称“通州事变”。日寇借此疯狂报复，再次攻占通州。潞河中学未能幸免罹害，学校东大门（入德之门）被日寇飞机炸塌，炸弹也落在了校园中心区的谢氏楼上，所幸炸弹并没有爆炸……
日寇再次占领通州，并进一步入侵华北，直到1945年8月日本宣告投降，通州一直在日寇铁蹄的蹂躏下。但通州人民的反抗一刻都不曾停止，武装游击战和各种隐秘形式的抗争始终持续，直到日寇投降。潞河中学此后数年，借着与美国教会的特殊关系仍受到庇护，在敌占区内一直延续着那些特殊的抗争方式，其特殊地位和作用也越来越重要。直到1941年12月8日发生日寇偷袭美国太平洋海军基地的珍珠港事件，太平洋战争就此爆发，日美开战。美国成为日军交战国，失去《日内瓦公约》庇佑，穷凶极恶的日寇立即迫不及待地强行闯入并封锁了潞河中学，随即强行驱离全体学生和教职员工。师生们含泪道别，但潞河中学反侵略的种子也由此撒向了四面八方。
作为潞河中学灵魂人物的校长陈昌佑先生，被解职后并没有离开通州，他以宗教活动为名，租用原潞河中学附近的教会证道堂（今通州区委党校）几间房子暂住，还组织了一个研诗班，以“唱诗”的名义在这里联络、聚集原潞河中学师生……四面八方的消息，通过潞河校友不断地从各地传来。
向大后方转移的部分师生在敌占区的安徽亳州涡北中学落下了脚。当时很多爱国师生纷纷向大后方转移，但那时候去后方的路并不畅通，往往需要在敌占区多方辗转，平津地区的师生一般要乘坐火车，沿津浦线先到徐州，再沿陇海线向西取道河南商丘、安徽亳县、界首进入河南，然后再经洛阳、潼关进入陕西，如此“迂回前进”，才能到达后方西安或重庆。因此亳州这个地方就成了进入西南后方的中转枢纽。潞河中学师生在这里落脚后，消息也就传回了通州。
1942年冬，陈昌佑做出决定，前往后方西安重建潞河中学。
几经辗转，1943年秋，潞河中学在西安市索罗巷原西安尊德女中旧址重建，重建后的学校还叫潞河中学，也被叫作“西安潞河”，正式复校开课。学校初建时即开设了初中、高中共6个班，还招收了一些女生，生源大多数是沦陷区青年，其中不少还是原潞河中学转移过来的学生。
很快，西安潞河中学也办得有声有色，声名又起。学校仍然遵循陈昌佑校长“人格教育”“三育（即智育、德育、体育）全备”的教学方针，教学质量和学生优异的学习成绩获得各界人士的广泛称颂。
1945年8月15日，日本无条件投降，潞河中学在西安迎来了抗战胜利的消息。经历了抗战初期的抗争，沦陷后的坚持与反抗，再到后来艰苦卓绝的转移和后方复建，潞河中学的师生们终于可以回归通州了。潞河中学回迁通州的事办理了整整一年。1946年秋，回归通州的师生原址恢复通州潞河中学，留在西安的师生在“西安潞河”的基础上新建西安圣路中学。
回归通州的潞河中学从此又开始了新的篇章，它在抗战中的历史逐渐成为珍贵记忆，而留在西安的圣路中学也在余音不绝中继续发展。
中国人民抗日战争时期，通州潞河中学师生对日寇的入侵进行了顽强反抗，太平洋战争爆发后，学校更经历了流离失所和向后方千里转移艰难复校的办学经历。这些筚路蓝缕、艰苦卓绝的经历，让潞河中学把勇敢的反抗精神、先进的办学理念和爱国主义情怀带到了沿途各地，为教育发展作出巨大贡献。
（转载自《通州文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