04版：文化
本报记者 张群琛
从新开放的路县故城遗址博物馆向西，有一处布满简易房的院落，这里就是北京市考古研究院的临时办公地点。历经8年的考古勘探和发掘，如今工作人员从探方内回归书案前仔细整理从遗址中发掘出的历史信息，让这座2000余年前的古城更加具象化。作为本市发掘出的规模较大的汉代县城遗址，路县故城在历史文化价值、保护展示应用、城市规划等方面都为全国作出了良好的示范。同时，路县故城遗址的考古发掘过程更是集结了田野考古、植物考古、体质人类学、冶金考古、陶瓷考古、文物保护、古建筑研究等众多学科，每位工作人员都用辛勤付出与专业知识，捡起一片片历史拼图。
证通州历史千年不断
北京市考古研究院研究馆员孙勐最近总把自己埋进堆成小山的资料中，手边的资料有书籍，也有在考古现场记录的笔记，双手在键盘上飞速敲击，一行行历史的吉光片羽跃然纸上。“路县故城遗址从发现到现在馆园开放总共历经8年，考古人员在现场发现了大量的文物、遗址和墓葬。目前现场发掘工作告一段落，我们开始进行资料整理工作，为整个考古画上圆满的句号。”孙勐说。
参观过路县故城遗址博物馆的观众会不禁感叹，原来通州的历史如此久远，同时一个问题萦绕心头：遗址发现前对于路县故城了解多少？“非常少。”孙勐坦言，提及通州，熟悉历史的人想到的是大运河往来南北、漕运通济，塑造了明清时期的繁荣景象，很少有人说起千年前通州的样貌，而路县故城也只是业内人士以及一些了解历史的人才知道。
孙勐说：“大部分人知道路县故城是通过清代通州本地学者刘锡信的《潞城考古录》，里面提到‘通州潞河东八里有古城，周围四里许，遗址约高五尺’简单的一句话折射出两个信息，首先刘锡信确定了路县故城大概位置，其次刘锡信亲眼看到了西汉时期的城墙，说明清代时汉代城墙还在地表以上。”不过对于路县故城的了解仅此而已，虽然《通州文物志》中也标注了一些汉代的文物，但是孙勐认为，这些文物并不能说明路县故城的存在，仅能证明汉代的通州是有人类活动的。“需要证明一个城址是非常麻烦的。首先需要历史文献与相应的遗迹和文物对应，其次要在遗迹中发现墓志铭等文献，才能证明城址存在。”
2015年，路县故城遗址外围的考古发掘工作就开始了。孙勐说，当时在路县故城城外，就是如今古城村一带发现了大量从战国到明清的墓葬，包含中国历史的各个时期。虽说在墓葬中长眠的少有王公贵族，但是他们是历史的“证人”，证明了通州地区从战国到现在不断档的历史。亦如博物馆遗址展厅中的考古探方，从战国土层到现代土层，“一眼望千年”通州的历史就像博物馆旁边的北运河奔流不息。
而这些墓葬亦如时空隧道，每一处都有不同的故事。博物馆中展出了一方唐代墓志铭，根据内容可知，墓中埋葬了一位老家在山东、名叫艾演的唐代幽州潞县县丞。其中写着“古潞城南，一里平原”，这是艾演墓的位置。后期孙勐和同事们经过推算确定，将艾演墓向北推进唐代的一里就是西汉时期的路县，而这块墓志铭的出现也为定位路县故城的位置提供了极强的坐标意义。
孙勐说，如此大规模墓葬的发现再加上古人的丧葬习惯，说明这里一定有个大型的聚落；同时结合通州区潞城镇下辖有古城村，古城村旁边的武夷花园小区在2000年时曾发现汉墓，众多历史线索与现实点滴交织在一起，孙勐当时感觉自己距离路县故城很近了。
从2016年6月开始，路县故城遗址考古正式开始，现场的一个个正方形考古探方像是盲盒，等待考古队员的开启。孙勐印象比较深的是在一处探方内发现了古人的厕所。他记得，在一个三四米深的探方里，露出几段灰砖垒砌的残墙，围成四四方方一间“屋”，总面积大约6平方米。让经验丰富的考古人员瞅着新鲜的，是“屋”里有一个坑——两边用砖石砌高，中间凹下去。
“这处形制比较特殊。不像是普通房址，乍一看最容易想起的是现在厕所里的蹲位。”不只是孙勐，周围的人都有这种感觉——四面墙，基本闭合的空间，靠西是一个“蹲位”。好几个工作人员好奇地站上去试了试，坑宽正好是一个成年人蹲下比较舒适的宽度。“而且周围没有火烧过的痕迹，绝对不会是灶或者烟囱之类的遗存。”
墓葬内别有洞天
辽代砖室墓与金代壁画墓是博物馆中的热门展品，它们是整个路县故城遗址考古过程中发现的两座具有很高历史价值与文化价值的墓葬。其中金代壁画墓的壁画更是保存相对完好，基于北京市的地质与水文条件是十分难得的。
距离两座墓葬出土已经有些年头了，但是北京市考古研究院副研究馆员尚珩依然对发掘与保护过程记忆犹新。发现两座墓葬的区域在现今地铁六号线东夏园站南侧，当时考古人员在此发现了一处辽金墓葬群。首先发现的是辽代砖室墓，作为一名经验丰富的考古队员，砖室墓发现之初尚珩没有抱太大希望。“辽代的砖室墓在北京地区比较常见，这种自晚唐兴起，延续至辽金时期墓葬习惯，在京津冀、东北等环渤海地区比较流行。目前考古发现的砖室墓不是坍塌就是破坏严重，但眼前的这座辽代砖室墓却非常难得。”尚珩说。
伴随着发掘逐渐深入，尚珩发现这座砖室墓虽然墓顶出现了坍塌，但是周围的墓室、墓道等保存完好。一点点清理后，考古队员发现整个墓室的砖雕十分完整，正对墓道的是一处假门，两侧则堆叠出窗户、柱子、斗拱等中国古代建筑元素，展现了墓主人生前的生活状态，重新复原其生前的生活场景。
由于这座辽代砖室墓整体保存较完好，具有展示价值，当时就考虑将墓室搬出探方进行展出。搬迁墓室的方式有很多，比如将墓室切割成若干部分再搬迁，但是一座完整的墓室只要切割就会有损耗，所以最终决定进行整体搬迁。
考古就像开盲盒，金代壁画墓绝对是“隐藏款”。起初发现时，墓室被破坏得十分严重，考古队员因此没有很高期待，但当仅剩的矮墙上清理出金代壁画时，大家不由兴奋起来。因为北京地区发现的壁画墓极少，北京土质多为黏土，且通州地区多河富水，地下水位较高，这样的地质与水文条件其实是不适宜壁画墓保存的。
不过，大家也有些紧张，这处金代壁画墓的发现时间实在不是个好时候。尚珩说：“金代壁画墓是2019年深秋时节发现的，当时土层已经出现了冻融现象，而且周围的水汽也会在气温的影响下凝结成霜，都会对壁画造成损耗。”
难得一见的壁画出土就要尽全力保护，一场与时间的竞逐就在不大的考古探方内展开。当时考古队员先在金代壁画墓周围搭建了考古大棚，让壁画墓周围的环境尽可能恒温恒湿。考古队员兵分几路，一边开始用化学试剂给壁画颜色加固。同时由于金代壁画墓的地仗层已经消失，壁画本体出现了空鼓，队员向内注入高纯度泥土，用以加固。当时来自陕西省的文物保护工作者作为外援也加入保护行列。还有一批队员则开始为壁画墓营造良好环境。他们将周围土层全部挖开，断绝土壤内的毛细水对壁画墓的影响。一切保护工作就绪后，这座金代壁画墓终于被完整迁出考古探方，并放置在一处专门空间。“这些保护工作都是在北京入冬前完成的，我们从时间手里抢回了历史。”尚珩说。
抢回的历史带来巨大的惊喜。尚珩仔细观察壁画，发现上面不仅有备马图、掌灯图等壁画，一侧还绘制了夫妇宴饮图。他说：“夫妇宴饮图中的男主人与常见的金代壁画不太一样。相较于之前大多是正襟危坐的形象，这幅宴饮图中的男主人把一条腿搭在了椅子上，坐姿十分放松，这在金代壁画中不常见。”遗憾的是，金代壁画墓中没有出土墓志铭，尚珩也不知道这位坐姿放松且有仆人备马的墓主人是谁，但肯定是个有钱人。
水井下内含乾坤
参观过路县故城遗址的观众会发现，不管是公园内还是博物馆内，水井及水井内出土的文物是其中很重要的一部分。整个路县故城遗址考古发掘现场共计发现水井232口，分布在55000平方米内，平均200多平方米就有一处，密度很高。这些水井集中分布在路县城南的区域，负责该区域考古发掘的孙勐介绍：“水井的出现不只是古代大量人口聚居的说明，更说明了手工业的发展。”
博物馆遗址展厅中，9号木构陶圈井与15号木屋砖混构井的旁边就是一个半倒焰型的陶窑，说明这两口水井是手工业的辅助。展厅中从13号水井出土的戳印“亭”字陶罐是路县故城遗址发掘的重要文物之一，其揭示了秦代实行的市亭制度，但其实13号水井本身也很值得一提。孙勐介绍，13号水井是在博物馆区域发现的，共发现完整器物23件，其中有20件都是陶器。13号水井呈现出上圆下方的构造，内部的木板以榫卯进行组合，而且内壁光滑方便取水。“当时我们还在水井底部与土层之间发现了成捆的芦苇叶，这是古人为了净水而设置的。”
不只是戳印“亭”字陶罐，13号水井中出土的其他陶罐器身上也印有字迹，比如“临姑”。这是秦代物勒工名制度的体现，根据要求，当时商品的器身上应该戳印制作地点或是制作者姓名，孙勐推测“临姑”应该是路县置县之前的名字。“山东临沂等这些都是地理位置感很强的地方，我们推测‘临姑’也是这样。”
232口水井发现的可不只是陶罐，还有簪子、木器、漆器等。孙勐认为，陶罐应该是古代人们打水的器物，有些在打水过程中不慎掉入井中，簪子也是同理，可能是低头打水时不慎掉入的。“有些井中东西更多，我们推测应该是当时水井废弃后，考虑到水井很深有跌入坠落风险，所以人们把不要的东西丢入井内，将井口掩埋。”孙勐说。
除了器物，考古队员还在井中发现过人骨，他们曾在一口井内发现了人类遗骸。“考古北京（2024）——北京市最新考古研究成果发布会”上曾公布此事，经过科学技术判定，确认这些骸骨具体年代为东汉中晚期。
研究发现，这批人类遗骸至少8个个体，年龄从两三岁的幼童直至四五十岁的成年人，涵盖幼年、少年、青年、壮年等各个阶段；除2名未成年人性别不详外，其余6人均为女性，DNA分析表明，此6人相互之间不存在三代以内亲缘关系。
这些人类骨骼多处有创伤，显示部分个体生前曾遭严重暴力伤害，结合硅藻实验推断其更有可能为死后被抛入井中。经比对观察，推测颅骨等多处非致死性伤害可能为钺戟类的锐器所致；胸椎刺伤、胸椎断肢伤及股骨砍伤或为致死伤。胸椎断肢伤疑为用铡刀实施腰斩刑罚而致伤；股骨的砍伤与切割伤推断是磔刑对肢体分解破坏而成。基于上述分析，井内多个个体的死亡原因极有可能与刑罚或连坐相关，但也不能排除战乱、祭祀等其他因素。
遗址保护为全国示范
其实在路县故城遗址开放同期，位于丰台区的大葆台遗址博物馆也面对公众开放，均为西汉历史，关注度加倍。孙勐认为，大葆台遗址由于出土了黄肠题凑，展现了古人“事死如事生”的理念；而路县古城遗址是一座县城，展现了当时人们的生活场景。这背后是郡县制对于中国历史的影响。
作为北京市首个“馆园一体”形式运行的考古遗址公园，路县故城遗址的开放不仅是北京建设博物馆之城的助力，更为全国的文物保护提供了示范作用。孙勐认为，路县故城遗址在行政办公区建设过程中被发现后，得到原址保护。这种新城建设文物优先的理念，在全国都是非常难得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