04版：新思
吴 晨
当前，以制造业分工和贸易体系为主导的全球化架构，正在发生变革的趋势，城市未来面临的不确定性因素大为增强。规划作为应对城市发展不确定性的重要技术工具，应以弹性视角赋予城市建设更多的灵活性，以适应城市发展的瞬息万变，使城市保持更为长久的生命力。
弹性的概念源于物理学，指物体在外力作用下产生变形，当力撤出后能自动复原至原有尺寸和形状的性质，强调“恢复能力”。将其概念应用于城市，则强调一种灵活可变的应对能力。
探究弹性在城市规划的应用源头，可以发现弹性理念与现代城市规划相伴而生，城市规划发展中众多理论都自觉或不自觉地体现弹性内涵，其中与弹性理念最为相近的是韧性理念。韧性城市与弹性城市二者具有颇多共同点，二者皆强调城市对外界变化的响应，且韧性城市的模块性、多样性、复杂性、多功能性等特性同时也是弹性城市的关键特性。韧性城市规划中的许多理念对弹性城市规划具有借鉴价值。但韧性城市更强调从突发的自然灾害中快速恢复的能力，而弹性城市更为强调对城市发展的不确定性的适应能力。
面对当前的社会大背景，弹性城市的构建是以中国城镇化增长的趋势为出发点，以城镇化增长载体为研究对象，研究当下城市产业的变化趋势和发展挑战，挖掘弹性城市视角下的产业空间适应性转型路径，实现全生命周期的城市复兴。
1、城镇化进入增长平台期，城市发展的不确定性增强
城镇化率是城镇化水平的度量指标，一般采用人口统计学指标，即城镇人口占总人口的比重。按照这个统计口径，2022年末我国的城镇化率已经达到了65.22%。如果按照城镇建成区规模看，《全国国土规划纲要》显示，2020年我国城镇空间规模已经超过10万平方公里。按照城市人均用地规模100㎡/人计算，我国城镇空间已经能容纳全国80%以上的人口。
按照描述城市化规律的诺瑟姆曲线，城镇化率达到70%-80%将是城镇化的一个转折点，在达到这一水平后，城镇化的进程将会放缓。上述数据显示，我国城镇化增长的要点已经从空间增长向进一步吸引人口聚集转型。从经济学的角度看，城市的本质是公共产品（服务）的集合，与乡村最大的差别在于公共产品的类型与规模。城市公共产品既包括公共服务，也包括就业机会。从目前中国城市的发展现状看，城市解决城市公共产品供给与需求之间的矛盾，是我国城市迈过发展平台期的关键。
当前国内国外发展环境发生深刻调整，存在着风险与挑战，我国城市发展面临的不确定性因素大为增强。从国际角度看，全球化遭遇逆流，国际贸易、投资大幅缩减。对于北、上、广、深等深度融入国际大分工的城市而言，发展的挑战大大增强。从国内角度看，经济转入高质量发展阶段，但发展不平衡不充分的矛盾、人口老龄化、生育率下降、社会家庭稳定性降低、经济增速放缓、政府债务等问题，也都为城市发展蒙上不确定性阴影。
2、城镇化增长空间载体的转变对城市弹性提出了更高要求
我国在城镇化初期的快速增长主要是依靠土地市场的建立。1988年宪法修正案明确了城市国有土地使用权可以出让。1989年深圳效仿香港通过出让土地使用权获得了城镇化建设的原始资本，后续中国的大量城镇纷纷效仿，依靠土地出让完成了城市基础设施和公共服务设施的初始建设，为人口的大规模聚集中国的城镇化即进入了快速的增长阶段。
这种快速的城镇化模式也为城市带来一些潜在需要解决的问题。其中最为显著的就是已建成城镇建成空间面对变化所带来的更新需求，即存量空间适应性更新问题。2023年上半年，深圳甲级写字楼迎来了持续的高供应，空置率接近25%，同时租金持续下行，相比历史高点已经下调了28.6%。需求和利润双下行的情况也导致了土地市场持续低迷，致使地方政府土地出让收入增速快速下行，以土地出让为核心的资金获取模式已经难以为继，全国已公布数据的26个省份中，24个省份土地出让收入陷入负增长。空间存量与土地价值形成了非良性竞争的关系。
同样的情况也出现在了美国。根据数据统计，截至2022年底，美国大都市区的写字楼空置率平均高达近19%，这一数据已经创下了30年来的新高。硅谷地区的旧金山其写字楼空置率尤为严重。根据世邦魏理仕的数据，2022年最后三个月，旧金山写字楼空置率达到了创纪录的27.6%，而在疫情暴发前的数据仅为3.7%。这个空置率是有记录以来的最高点，甚至超过了2000年互联网泡沫破裂时期的20%。疫情催生了混合办公模式，大量员工继续远程办公，越来越多的公司开始采用远程或混合工作方式，公司减少了对办公空间的需求，再叠加上宏观经济环境的压力，以及人工智能对劳动力的替代，对办公空间的需求就自然而然地下降了。
为对应城市不确定性增强的局面，以绝对理性的方式描绘城市的“理想蓝图”会导致规划出现时效局限性，呈现刚性有余而弹性不足的问题。为了应对以上问题，我国已经开展了控规区间弹性控制、M0复合用地、战略留白用地等规划层面的技术型探索，但是关于经济产业发展的弹性措施，尚存在落地性不强与实施性不足的问题。
3、城市的主导产业可根据发展阶段进行弹性调整
城镇化增长的核心就是持续寻找到新的发展需求，进而将存量向需求端供给。在过去的20年间，中国的GDP体量与产业结构都发生了巨大转变。与20世纪末相比，中国的年度GDP增长了超过20倍，在产业结构上，已经形成了“三二一”的态势。
从各产业对GDP增长的拉动力来看，21世纪以前，GDP的增长主要由第二产业拉动，进入21世纪后，第三产业的拉动力逐渐上升，2014年后第三产业的拉动力持续高于第二产业，而这个时期也是中国城市发展最快的阶段。从2020年初，服务业受到疫情的较大影响导致阶段性的第三产业拉动力下滑，但从整体趋势上看，当前中国经济已经进入到第三产业拉动的阶段。2023年一季度的统计数据也显示了这一趋势，第二产业增加值增长3.3%，第三产业增加值增长5.4%，服务业成为了当季主要贡献来源。其中销售零售额同比增长5%，餐饮消费同比增长14%，服务业就业人员接近4亿人。
但我们不可忽视的是，消费者对大宗商品支出已经呈现出较为谨慎的态度。与2022年相比，家用电器销售额仍在持续下滑，甚至低于2021年的水平，汽车消费也是如此。同时，在就业方面，一季度，全国城镇调查失业率平均值为5.5%，比上年四季度小幅下降0.1个百分点。其中，16-24岁劳动力调查失业率再度上扬到19.6%（现已不公布相关数据），就业压力仍然非常突出。
第二产业是城市经济的根基，在当前的世界局势下，我们应该重新审视城市与制造业的关系，以制造业带领城市破圈突围。以纽约为例，作为世界领先的全球城市之一，金融业让纽约站上了世界之巅，而制造业则是这座城市的根基和保障。19世纪中叶纽约靠制造业发家，以劳动密集型和资本密集型的轻工业吸引了大量的人口，20世纪制造业已经成为了许多家庭进入中产的重要途径。21世纪，纽约正在将制造业与新技术和新需求相结合，创造更多的就业机会。和中国的大部分城市一样，纽约市制造业空间面临着同样的挑战，住宅、酒店、商业等短期高回报开发项目会挤掉工业用地，因此保留制造业空间的承诺意味着必须要提供更多就业机会和更强劲的经济回报。为此，纽约市出台了专门的工业行动计划，包括投资城市工业资产、创造工业和制造基金等多项措施。
工业制造业具有创造财富的经济功能。上海制造业在2021年创造出超过1万亿元的GDP，几乎相当于西安全部的GDP总量，占上海当年GDP的1/4。如果把制造业衍生出来的生产性服务业算进来，对GDP的贡献至少要在1/2以上。除此以外，工业制造业还具有带动产业链，包括物流及上下游供应链等重要作用。
大城市拥有发展工业制造业的劳动力基础，工业制造业具有保障就业结构多样化的功能。从我国劳动力的素质结构看，未来很可能出现高素质劳动力短缺的问题。在青年失业率接近20%的情况下，应该避免让青年劳动力进入外卖、快递、网约车等低成长空间的行业。青年劳动力蓄水池是一个伪命题，低门槛服务业的泛滥将为未来5-10年的中国高质量发展带来巨大的潜在风险。我国城市应抓住未来十年青年劳动力相对还算充盈的时代窗口期，创造和支持21世纪的工业和制造业工作，并为更多的青年人提供他们在不断发展的行业中建立职业所需的技能的机会。
4、城市产业空间更新应采用与发展阶段相适应的弹性策略
随着我国城市基本完成高速外向扩张的城市增长模式，存量发展成为新时期的发展主流。因此大部分城市不得不面对经济与人口增速的减缓甚至降低的局面与预期，留存的低效空间会放量显现，存量时期的弹性策略探索，成为更为迫切和具有挑战性的议题。
4.1 产业结构的内向优化
结构内向优化是指将现有建筑存量匹配不断演化的生活与工作方式，即使现有建筑存量是在过去建造的，但仍然可以通过“内向优化”匹配当下时代的需求。当然，每一个城市都有自己独特的发展历史以及产业经济现状，因地制宜地进行用途转变非常重要。
在中国，工业用地是产业经济发展的核心生产资料，过往在经济增长目标的驱动下，各地方政府对于工业用地的供应几乎是“有求必应”，土地成本低廉加上管理漏洞过多，导致了很多的寻租空间和投资与投机行为，也形成了如今我国存量工业用地存在投资强度低、开发强度低、圈地现象严重、土地闲置和低效利用以及功能配套严重不足等问题。工业产业空间的适应性更新需要赋予支撑科创产业化的功能。以深圳为例，城市的创新产品层出不穷，这与其拥有一大批制造企业围绕研发企业，形成“软开发”与“硬科技”有机互动密不可分。城市寻找新的增长机遇，自然离不开众多国内外研发机构、科研院所以及高校作为创新策源地的积极推动，同时，也离不开更多的制造业企业作为“产学研”的支撑，以及形成产业化“硬科技”的制造体系生态圈的作用。
4.2 功能空间的灵活调整
市场经济下，越发达的地区土地用途具有越强的不可预测性，对于地块性质功能变更的需求会更加频繁与强烈，因此弹性措施需要降低功能灵活转换的难度同时提高功能混合水平。在维持规划结构相对稳定的同时调整功能关系，使得空间具有迅速替换旧功能、容纳新功能或者更高层级功能的能力，从而提高城市的弹性。美国城市中心区的办公区空间转换模式是值得借鉴的经验。
据数据显示，2022年底，美国217个正在建设或规划阶段的办公室转换项目中，50%为实验室。这得益于生命科学行业的崛起，2022年全球各大生命科学聚集地区无一例外，都在“扩容”，尤其是旧金山湾区以及波士顿。生命科学领域的专利不断产业化和商业化，催生了越来越多的生物创业公司。更为关键的是，生物医药行业需要现场办公，许多实验无法在线上进行，必须在实验室完成。生物医药产业的成功与否有时取决于地理位置，不仅需要位于特定城市，还要在城市内的特定地点，以便足够接近关键人才和机构，而这些地段非常有限，导致了市场对生命科学研究空间有巨大的需求，因此美国的生命科学产业集群区几乎都在忙着进行从办公室到实验室的转换。
除了生命科学实验室，美国的各大城市还出现了办公空间转换为住宅的现象。在纽约，曼哈顿下城的One Wall Street在2022年初完成了改造，将欧文信托银行的办公楼改造成了一栋公寓，地标性的伍尔沃斯大厦的办公楼顶层也改造成了公寓，根据有关数据显示，2021年改造的公寓数量为20000余套。这种趋势始于曼哈顿下城，“十五分钟生活圈计划”旨在塑造混合用途的社区，并将办公室改造成住房，致力于打造为一个工作、住房和休闲都在步行范围内的“15分钟城市”。这个计划能够为区域多容纳数量可观的居民，将有力地刺激写字楼市场，重振区域的发展。
4.3 制造业与服务业相协同
功能混合所体现的多元性原则、异质性原则、功能冗余原则是构建功能弹性的不可或缺的一环。弹性城市应鼓励功能的兼容混合，因为功能单一的空间在发展过程中极易因不适应需求变化而出现衰落，也缺乏可灵活调整的弹性。在不同层面要深入贯彻功能混合的理念，城市层面促进产城融合与职住平衡，街区层面促进生活圈打造，在地块与建筑层面促进功能的纵向混合、横向混合以及时间混合，此外在政策上亦可以采用混合用地加以推动。
从纽约、东京、伦敦、巴黎等城市服务业的构成看，都有两个70%，即：服务业占GDP70%以上，生产性服务业占服务业70%以上。我国以北京、上海为代表的超大城市生产性服务近20年来得到了快速发展，生产性服务业占服务业比重稳定在60%左右。2021年上海生产性服务业重点领域实现营收35451亿元，同比增长15.3%。其重要原因是依托了上海完整的制造业体系和雄厚的基础，有着巨大的市场需求。除了新产生的第三方专业机构外，大量工业企业内部也衍生、分化出来一批又一批专业服务企业，不仅使制造业本身的效益提升了，也壮大了生产性服务业规模和种类，这种“双轮驱动”现象，也可以成为制造业发展的一个重要优势和特点。
制造业融入城市“十五分钟生活圈”也是弹性城市构建的重要路径。大量与市民生活直接相关的轻工业、手工业等时尚消费类行业亦属于制造业的范畴。在纽约第五大道上的钻石珠宝店、时装店，许多都在附近摩天大楼上设有钻石加工厂，服饰裁剪、打样制作工厂等。这些“前店后工厂”与其说是方便了店家，其实是市场的需求使然。在大城市的中心区，设计与制作结合，个性化、小众化、体验式生产已成为消费趋势，如皮革制作、设计师个性化服饰制作、陶艺制作、影视道具制作、展览展示用品制作、工艺美术品制作、时鲜食品制作等“都市工业”，正越来越多地出现在产业楼宇、商业综合体甚至居民区中。
结语
针对当前我国面临的复杂国际局势和社会发展变化，对城市规划建设领域而言，需要不断提高城市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的现代化水平，处理好产业发展与空间更新过程中刚性与弹性的关系，既做到严谨有效的控制，又具备充分应对外部各种复杂不确定性的能力。对于存量发展时期的城市而言，应采用与发展阶段相适应的弹性策略，侧重于增强内向优化的弹性能力，建立空间更新与产业转型互相配合、目标统一的全生命周期发展战略，实现城市的全面复兴。
吴晨
中国科学院大学讲席教授 人居科学学院院长 北京市战略科学家
北京市建筑设计研究院总建筑师、总规划师 首钢集团总建筑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