04版：文化
通州区博物馆瓷片。
王世纬珍藏瓷片。
《张家湾瓷录》。
王世纬珍藏“福”字瓷片。
张家湾博物馆瓷片。
张家湾博物馆展厅。
本报记者 张群琛
瓷器是中国古代文化的代表，做法考究、造型精美、画工精致的各朝瓷器也一直是研究中国古代文化最好的媒介之一。在通州区悠久的漕运历史中，常能看到瓷器的影子。其实通州本地并不特产瓷器，不过我们在区博物馆仍能见到保存不错的“漕运瓷器”，有的是整器，更多的是瓷片。这些瓷片不仅种类丰富、纹饰多样，而且还有部分属于订烧瓷。它们出土自通州，制作于南方，诞生于明清，蕴含丰富的运河故事。本期探宝，我们就一起来看看这些漕运遗存。
订烧瓷落款写有“张家湾”
所谓订烧瓷，就是根据预订者的要求，在瓷器上绘制相应的花纹或是书写相应的落款。通州区博物馆就收藏有张家湾附近出土的订烧瓷片。该瓷片为一只青花瓷碗的碗足，经过测量，碗足直径6.3厘米。值得注意的是，该瓷片的落款处书写的并非常见的烧制年代，而是六字楷书“张家湾梓橦阁”。
北京大运河文史专家、北京史地民俗学会理事任德永介绍，该瓷片以白色为主，胎质十分坚硬，瓷片内外施影蓝釉，质地十分细润。瓷片的碗心处绘有折枝牡丹，线条洗练，蓝色的釉彩也较为明丽。“这块瓷片是张家湾的村民在张家湾古城东门的遗址处捡到的，于1999年上交。瓷片应为清朝时期的民窑，产地在南方，是从大运河漂来的北京城。虽然民窑瓷器精美与珍贵的程度远不及官窑，但是根据落款‘张家湾梓橦阁’可以判断出，这是一件订烧瓷的残片。”
类似的瓷片在《张家湾瓷录》作者王世纬也有两片，落款分别为“张家湾梓童”和“张家湾梓童阁”。其中落款为五个字的碗底不全，残缺部分依稀可以见到横折笔画，王世纬推测此处应该是“阁”字。他判断：“落款五个字的瓷片应为明末清初时期的，绘有飘带纹，落款六个字的瓷片是清朝的。两块瓷片的落款都是楷书，清朝那片相对比较秀气。”
王世纬手中的瓷片与通州区博物馆的瓷片最大的区别在于，博物馆的落款为“梓橦阁”，而王世纬收藏的为“梓童阁”。虽然指向的地点都是一致的，但为何会有两种写法？任德永认为，不管是“梓橦阁”还是“梓童阁”，指的都是原本建于张家湾旧城内的文昌阁。根据清乾隆、光绪两版《通州志》显示，文昌阁建于明嘉靖年间，后在明朝万历，清朝康熙、乾隆、道光等时代重修。文昌阁自身也经历了地震、水灾等自然灾害，地址也从张家湾古城的南门搬到了东门。文昌阁供奉的是文昌帝君，在古代人眼中是主持文运功名的星宿，是古代科举人心中的信仰，该信仰盛行于我国南方，有“北孔子南文昌”之称。而文昌帝君又名梓潼帝君，其原型为唐朝定居七曲山（今四川省梓潼县）的张亚子。史称其笃信道教，并在四川广宣道教教义，当地人敬仰其品德，便在他去世后修建七曲山神庙，命名为“清虚观”，并在碑上刻有“梓潼君”。
任德永认为，“梓潼”应为正确的写法，而非“橦”和“童”。“三块瓷片中的都属于别字，这说明当时定制瓷器的人或是烧制瓷器的工匠并不知道真实的写法，这不足为怪。但是署名该落款的瓷器出现，说明了明清时期南方举人来北京参加科考都要在张家湾下船，他们将写有‘梓潼阁’落款的订烧瓷器献上，就是希望得到保佑。北方的张家湾出现了南方庙宇梓潼阁，也再次印证了大运河南北文化的交融，这些订烧瓷残片就是最好的证明。”
张家湾遗存瓷片种类丰富
走进张家湾博物馆，长槽形玻璃展台内，各种瓷片一路延绵，花纹或繁复或简练，有的瓷片似乎还保留着釉质的油润感，有些则显干涩。从上世纪90年代开始，张家湾镇越来越多的村民在曾经的漕运码头边发现瓷片或是完整的民窑瓷器。当时，热爱收藏的王世纬听说这一消息后马不停蹄地前往，收集到大量瓷片，其中还有不少较为完整的瓷杯、瓷碗与瓷盘。他随即开始整理研究，同时尽力将瓷片进行重新拼接，试图还原它们破碎前的样子。2004年他将自己的研究出版为《张家湾瓷录》一书。
王世纬研究发现，张家湾出现的瓷片大部分出自明朝时期的民窑，时间跨度几乎涵盖了明朝的13位皇帝。其中的意外之喜是，张家湾地区还发现了元代的龙泉窑、清代康雍乾时期的瓷器。王世纬认为，漕运码头附近出现大量瓷片，说明了当时北方民间的日用物品中，很多也是依靠大运河运来的。民用品在运输、搬运、装卸等过程肯定不如官窑瓷器讲究，过程中难免有瓷器摔碎，而这些碎片基本就是随便一扔，无人问津，直到几百年后重见天日。
王世纬对瓷片的分类十分精细。他专门备了一只中药柜，柜子上密密麻麻的小抽屉分门别类标注着“麒麟”“莲花”“牡丹”“龙”“水果”等字样。“我按照瓷片上的花纹进行分类，可以看出张家湾发现的瓷片还是非常精美的。其中青花纹饰最多，而且几乎包含了民窑中所有青花纹饰图案。”王世纬介绍，诸多瓷片中又以莲花、水果、菊花等植物为纹饰的居多。比如，他收藏的明永乐年间的瓷片就有青花缠枝八宝纹、青花云石兰草纹、青花篱笆花叶菊花纹等。此外，他还重新拼接还原了一只明宣德年间的青花缠枝牡丹纹盘。这只盘子高5厘米，直径21厘米，内壁绘有如意纹，盘心处也是绘制的缠枝牡丹纹。
当然，除了青花，民用器具中也少不了丰富热烈的色彩。王世纬收集到的瓷片也包括釉里红、素三彩、粉彩等种类。他说：“这些瓷片是漕运历史的见证者，再次印证了‘大运河漂来的北京城’这一说法。北京大运河博物馆马上就要开业了，我也希望我的藏品可以进入博物馆，向大家展示运河的历史。”
通州是热闹的“漕运瓷”中转枢纽
通州区发现的瓷片中，一些在碗心处写有“福”字的青花瓷片也很具有代表性。这类瓷片多于1998年出土自张家湾镇皇木厂村旧址西南原大运河的北端码头。当时，区文物部门收集到写有“福”字碗底的青花瓷片28片，这些瓷片碗底基本完整，但是碗身不存，经鉴定这些碗底应出产于明朝初年。值得一提的是，这些碗底的“福”字包含了隶书、篆书、楷书、行书、草书等字体，而且相同字体的“福”字，其大小、笔画均不同，说明这是不同窑厂、不同时间的工匠所书写。
任德永介绍，通州是大运河北首，南方各个窑厂的瓷器要销往北方各地必须经过通州，然后再往各地转运。目前看来，本地所发现的瓷片均是古代民窑的作品。官窑瓷器也走大运河，但是运输的船只和接收的码头都是专门设置的。抵达通州后又有专人运往皇宫或是皇家码头，管理十分严格。也因为通州口岸是热闹的中转站、卸货点，本地文化中与瓷器有关的蛛丝马迹也不难寻觅。“通州旧城北部就有一条磁器胡同，皆因南方瓷器于此批发而得名，旧城北门外里河沿胡同还有江西瓷商会馆。到了现代，西海子公园、新华大街东段、北关环岛、新建村等地都在施工中发现了大量瓷片，可见漕运鼎盛时期的通州也是瓷器外销的中转枢纽。”任德永说。
细数通州区各地发现的瓷片，不难发现如下规律：北关环岛施工中发现了很多碎小的元代钧窑瓷片，表明此处曾是元代大运河的北端起点，当时不仅是瓷器，从南方而来的漕粮都由此转运；大运河北端河道内出土的金代至清代的瓷片不计其数，表明漕运兴旺且商贸发达，持续时间也非常久；而张家湾码头与皇木厂村附近出土的瓷片多以元代与明中期为主，且多来自龙泉窑与景德镇，又印证了北运河改道前，张家湾作为“大运河第一码头”的重要地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