04版：文化
刘世昭查看当时的胶卷底片。
北京市通惠河旁庆丰村的舞狮会（1981年）。
北京市通县张家湾镇官沟因上京赶考的举子多在此下船再赶往京城而得名（1981年）。
今年6月15日至7月31日，“运河中国”影像展在浙江理工大学杭州临平校区开幕。75岁的摄影家刘世昭在现场展示了自己两次骑行大运河的部分照片。作为中国较早拍摄大运河的摄影家，刘世昭曾对北京、沧州、常州、杭州等大运河沿线城市进行拍摄，累计照片数千张。这些照片结成的影集——《流淌的史诗 京杭大运河骑行记》也在去年首都博物馆面向全球征集文物时，被刘世昭无偿捐赠给了首都博物馆。这本厚厚的影集记录了刘世昭从而立之年到年近七旬，两次骑行大运河的见闻。
北京城市副中心和杭州临平分别位于京杭大运河南北两端，两地跨越古今，近年来通过“爱上大运河”等系列文化活动，推动沿线文旅产业发展，携手描绘千年运河的新画卷。
两次骑行大运河，刘世昭走的是同样的路线。“变化真的太大了！我想尽量拍摄相同地点的照片作对比，但是很多地方找不到了。不过，仍然有当年一些运河边的小吃和文化印记还保留至今，我也挺高兴的。现在咱们北京城市副中心建起了北京（通州）大运河文化旅游景区，大家了解运河文化的渠道越来越多了。希望我拍摄的照片以后也可以帮助更多的观众了解大运河。”刘世昭说。
讲述：1797公里地大运河骑了400多天
走进刘世昭的家，大量1981年拍摄的底片被按照拍摄地点分类。底片旁边是码放整齐的手写日记，刘世昭说：“1981年的照片需要展览，有些照片的图说我忘记了，需要查查当年的日记才能想起来。照片中看似不起眼的景观，在大运河沿线却极具代表性，有些堪称当地特色。”
今年75岁的刘世昭做了40多年摄影记者。1981年，33岁的刘世昭任职于外文局下属的杂志社。“让世界了解中国，让中国走向世界”是杂志社当时的口号，刘世昭介绍，那时同事们的选题都是系列报道，从经济发展、历史人文、城市建设等方面向世界详细介绍中国。而回望自己的记者生涯有两件事让他无比骄傲，一是徒步三峡进行摄影采访，另外一件事就是在1981年与搭档一起骑行大运河。
为什么要对京杭大运河进行系列报道？刘世昭介绍，当时杂志社文字记者沈兴大出生于江苏常州，自幼在运河边长大，沈兴大对于运河很有感情。“当时他就报了这个系列报道。80年代初，国内对于京杭大运河的了解都不多，所以这个选题杂志社很快就通过了。”
出发采访前，沈兴大和刘世昭做了充足的准备。当时没有网络，为详细了解从北京到浙江的运河沿线资料，沈兴大每天都泡在图书馆和资料室，将查到的资料手抄在笔记本上，等到出发时已足足准备了一米高的资料。而刘世昭则准备了三台徕卡相机、五个镜头以及五千多张胶片。
万事俱备，如何进行采访呢？沈兴大收集的资料显示，近2000公里的大运河对于北京、天津、河北、山东、江苏、浙江等地的不少地区均有影响，而且部分地区极具地方特色，这些都是不能错过的细节。作为当时少有的详细报道大运河的采访，刘世昭和沈兴大决定用一种当时很流行的方式——骑行。刘世昭说，当年他每天都是骑车上下班，一天都要骑30公里左右，再加上中午打球锻炼，身体素质很好，老沈的身体也不错，于是1981年5月，两人就踏上了骑行大运河之旅。此外京杭大运河沿途的村子十分密集，即便骑行采访也不用担心露宿郊外。
当时没有专业的骑行设备，他们蹬上两辆二八加重自行车，车后面分别驮着将近100斤重的行李，就从北京出发了。“我们不是旅游，骑到一个地方就要开始采访。所以当年骑行的实际距离应该达到上万公里了。”刘世昭说。
详细采访，再加上遇到夏季和冬季休整，刘世昭和沈兴大直到1982年才抵达杭州市拱宸桥，中间历时400多天，写成的报道共刊发在27期杂志上，总字数近20万。一路上，刘世昭都捕捉到哪些运河边的文化、民俗等元素呢？接下来为大家详细介绍。
镜头一：二闸的狮子会凫水
1981年5月，刘世昭与沈兴大来到了通惠河边上的庆丰村，这里是通惠河的庆丰闸，老百姓俗称二闸。刘世昭说刚走进村子，他们就被一场舞狮会吸引了。一系列黑白色的照片中，村民手中的狮子颈下悬挂着13只铜铃，先是在岸上舞动，随后舞狮人带着狮子纵身跳入水中。
“这门手艺叫‘铜铃武太狮’，印证了北京一句老话：二闸的狮子会凫水。13只铜铃一起挥舞声震遐迩，而且舞狮人跳入水中之后，依旧带着狮子上下翻飞、宛若游龙，真像一只‘水狮子’。当时两岸站满了围观的人，喝彩声不绝于耳。”刘世昭对于当时场景至今记忆犹新。
据历史记载，自通惠河开通以来，庆丰闸上的商船往来不断，同时庆丰闸又是著名的避暑胜地。每到夏天，不仅岸柳葱郁、波光粼粼，更有青帘画舫、酒肆歌台，与秦淮河上的旖旎风光十分相似，二闸泛舟可以说是当时非常流行的消遣方式了。
在二闸两岸众多的消遣方式中，狮子会可以说最受欢迎。据传清朝时期，一艘路过的船上正在上演一场太狮会，一黄一青两只狮子正在甲板上起舞。突然黄狮子没有站稳跌落水中，但是舞狮人凭借着良好的水性在水中继续起舞。这本是一场演出意外，但是青狮子也跳入水中加入舞蹈行列，自此二闸的水中狮子会就成了运河一景。
刘世昭经过采访发现，二闸特有的“钢铃武太狮”是明清时期传入庆丰村的。“这些人是从南方来的，随着大运河来到北京后就在这里住下了，因为庆丰闸在历史上也是北京郊游的好地方。”
2016年，第二次骑行大运河时刘世昭特意来到了这里。庆丰村已经变成了庆丰公园，曾经庆丰闸上的历史已经刻进了公园的壁画里。他说：“‘铜铃武太狮’已经失传了，但是可以将当年的表演道具找到并且展示出来，这也是大运河沿岸南北交流的重要体现。”
镜头二：张家湾的官沟
刘世昭和沈兴大在北京采访的最后一站就是通州，漕运古镇张家湾就是重要的采访地点。
刘世昭翻出一张黑白照片。镜头里是一条十分清晰的乡间土路，土路上马车、牛车来往不断，而土路两侧的民房建得很高。“这条路在历史上是‘官沟’。历史上进京赶考的举人们在张家湾下船之后就住在官沟两侧，然后再通过水路或者陆路进入京城。因为在这里住过的人很可能都是未来当官的人，所以叫官沟。”刘世昭说。
2016年，第二次骑行大运河时刘世昭再次来到张家湾。他还想找官沟，想看看现在变成了什么样子。可惜的是，他在张家湾问了很多人都不知道“官沟”。“挺遗憾的，当年采访的时候也没想起来询问官沟在哪个村。35年后张家湾的变化太大了，无论是漕运古镇还是城市副中心的设计小镇，新的时代赋予了这里新的使命。”刘世昭说。
镜头三：通州的美食
刘世昭和同事的采访涵盖了运河沿线的各种要素，小吃就是其中之一，著名的大顺斋糖火烧自然不会错过。刘世昭展示了一张1981年通州市民排队购买大顺斋糖火烧的照片，“当时这个队就排出去好远，当地人跟我说，大顺斋的糖火烧从明朝就有了。”刘世昭说。
据历史记载，明朝时期来自南京的回民刘大顺，带着全家在当时市井繁华的通州落脚谋生。他在通州城内走街串巷挑担叫卖，专门制作经营糖火烧。由于生意兴隆逐渐在大街上开了间铺子，取名“大顺斋”。
刘世昭通过采访发现，大顺斋的糖火烧有一个显著特点：夏不易霉，冬不易干，一般可经月不坏。相传上世纪20年代，北京本地的回民去圣地麦加朝觐，当时烈日炎炎，多数教徒所带干粮变质，饱尝饥馑之苦，唯有北京回民带的大顺斋糖火烧安然无恙，滋润如初，随行者羡慕不已。之后，北京伊斯兰教徒去麦加朝觐，都要带大顺斋的糖火烧作为旅途干粮，致使大顺斋的糖火烧扬名海外。
1960年，印度总理尼赫鲁来华访问，点名要吃大顺斋的糖火烧，次日还派人取走十余斤。1980年，3位美籍华人教授到通州参观时，也向陪同人员提出要买点大顺斋的糖火烧。当他们拿到糖火烧时高兴地说：“我们要把它带回美国去，让大家品尝故乡的风味。”1983年，一位香港同胞买了大顺斋的糖火烧，临上飞机前写了一封感谢信：“我此行一大收获，就是带上了大顺斋的糖火烧这份珍贵的特味食品，谢谢你们！”
除了大顺斋糖火烧，当年刘世昭和沈兴大还想采访小楼饭店，但是没有成功。等到2016年再次来到通州时，刘世昭吃到了小楼烧鲇鱼，弥补上了这个遗憾。
镜头四：河西务的大油饼
1981年6月，刘世昭和沈兴大的脚步离开北京。当来到天津河西务时，他们找到漕运兴盛时船工们的吃食。
一般早点摊都能见到的油饼，在这里一张足有一斤重，一口锅一次只能炸一张。刘世昭说：“一张油饼就把我和沈兴大吃顶了。其实这个看似寻常的小吃就是漕运遗存。当年河西务两岸的人大多以漕运为生，其中有不少都是力气活儿。然而当时经济条件不好，他们吃不起鸡鸭鱼肉，但是干力气活儿肚子里必须要有油水儿，所以这种一斤一个的大油饼就是他们果腹的食物。”
2016年时，刘世昭再次来到河西务找大油饼。入住旅店后，刘世昭拿着当年拍的照片询问旅店老板娘，他想知道大油饼还在不在。“哎哟，这不是我们村的人吗。他已经去世了，不过他的后人还在做这种油饼，就在旁边的农贸市场。每天早上都出摊，您明天早点儿去。”听到老板娘的话，刘世昭十分激动。
第二天，刘世昭找到了35年前的油饼。薄了、上面的棱多了，这是刘世昭看到的直观变化。同时刘世昭发现，油饼的吃法也变了。“原来就是直接吃。现在可以卷烙饼、卷小菜，配上羊杂汤，很好吃。这也说明大伙儿日子越发富足了，吃法更多样。”
感受：变化很难用好坏来区分
2016年第二次骑行大运河其实来自34年前的一问一答。1982年，刘世昭和沈兴大完成采访抵达杭州市拱宸桥，两人站在桥头时，刘世昭说：“怎么样？十年后再来一次啊。”沈兴大回复：“可以呀。”但是由于各自工作太忙就没有兑现。
2014年，京杭大运河成为中国第46个世界遗产项目，刘世昭再次燃起了骑行大运河的想法。“再次骑行我的想法很明确，就是沿着当年走过的路再走一遍。看看之前的人、景变成了什么样子，还在不在。”2016年，刘世昭与朋友出发。这次二八加重自行车变成了专业的骑行车，车上也没有上百斤行李了。“随身的行李都在朋友的车上，他在后面开车跟着我。这次我用了68天就结束了，沈兴大没跟着，他在拱宸桥等着我呢。”
1981年，刘世昭站在北运河边拍摄了燃灯塔。照片比较模糊，但是燃灯塔高耸入云的感觉依旧扑面而来，此外塔顶的塔榆也清晰可见。2016年，刘世昭再次站在燃灯塔下，虽然当年拍摄的地点他早已忘记，但是北运河两岸正在拔地而起的高楼大厦还是让他十分感慨。
“一枝塔影认通州。清朝时期燃灯塔是地标，运河上的航船看见燃灯塔就知道到通州了。如今通州是北京城市副中心，很多可做地标的高楼拔地而起。35年间，运河边变化太大了，随着社会的发展，运河的功能在发生变化，逐渐从两岸居民的母亲河，变成了中国文化的重要符号。我也希望通过我的照片，让对运河历史感兴趣的人，更全面地了解到运河两岸的变迁。”刘世昭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