04版：文化
张家湾城砖窑藏，通州区博物馆藏。
运河遗乐，通州区委宣传部供图。摄影/丁帮学
通州运河船工号子入选北京市首批非物质文化遗产名录，图中通州运河船工号子的故事被编成了舞蹈，通州区文旅局供图。
北京，通州，张家湾皇木厂村。
南北货物的大交换，带来的不仅是货物的融合，更是文化、艺术、建筑风格的交融，也是从达官贵人到贩夫走卒不同阶层的交融。借着漕运会馆这一提供休憩的空间，南来北往的文化在通州留下自己的印记。
通州，正是在对不同阶层生存空间与生存机会的接纳中，迎来了漕运文化的大繁荣，就像通州烧酒巷酿出来的酒，通州漕运文化既有南方的清冽，又有北方的醇厚，柔中带刚，烈而不燥。
漕运码头：见证北京建城史
张家湾是一座具有千年历史的文化古镇，地处北京东南，通州腹地。镇域内京杭大运河、凉水河、萧太后河、玉带河四大水系汇聚于此。由于河流汇集，这里的湾流宽阔而深，两岸土质坚硬，成为天然的良好河港。
从元代开始，张家湾就是大运河起点上的大型码头和陆路要冲，来自江淮的大批物资运往元大都必经此地。据《通州志略》记载，因元代漕运万户张瑄每年督运南方粮米至此，并由此转陆路运往大都，于是得名“张家湾”。传说张瑄本是海盗出身，因为熟悉海运，被元朝政府任命来专门管理漕粮海运，封万户。张瑄不负重任，开辟了元代漕粮北运的海上路线，使海运漕船从天津沿白河至张家湾停泊，再转运入大都。
漕运会馆：地方风俗 生动汇聚
北京有三类会馆。一是文人会馆，为同乡进京赶考进士的举人预备的；一是工商会馆，是同乡或联乡工商业人士合建；一种是行业会馆，是同行业工商业人士合办的。通州旧时还有一种区别于这三种会馆的漕运会馆。
漕粮运达通州后，要一船船验收、一舱舱卸出、一斛斛过数、一袋袋扛走、一车车转运、一廒廒储放、一张张开单、一笔笔结清，期间需要有个聚会议事或休憩之地，于是有了漕运会馆的诞生。
通州山西会馆最多，不仅通州城内有，张家湾、马驹桥也各有一座，可见山西商人在通州影响之大。晋冀会馆位于通州北大街西侧，为山西晋城和冀城两地同乡所有，建于乾隆四年（1739年）。会馆里面设有“火德真君、关圣大帝、增福财神神位”，每到三神诞辰时，通州的山西布商都到这里祭拜，顺便“商议公事”。对商人们来说，会馆不仅是他们的精神家园，也是交流信息和维护自身利益的地方，如今会馆已不存，仅存碑刻三通。
通州江西会馆有两处。一处位于通州新华大街沟沿胡同西，一处位于北关里河沿胡同西。新华大街上的江西会馆建于乾隆三十年（1765年），由江西省十三个运粮船帮集资兴建。当时江西的漕船到达通州后，都需要拜祭他们的地方水神许真君，以祈求漕运事项顺利，所以江西会馆也被称为许真君庙。会馆为三进院落，还建有戏楼。江西会馆的戏楼在当时颇有名气，时常吸引各路商贩、说书唱戏的、表演杂技耍猴的、变戏法拉洋片的等各路民间艺人聚集于此，一度是通州最繁华的街区，有“小天桥”之称。北运河停漕之后，漕船不再到达通州，但江西漕运会馆的文化特色一直延续到1956年才逐渐淡去。
另一座江西会馆以常驻通州的景德镇瓷器商人为主，因此又被称为江西瓷器会馆。1956年拆除，但留有石匾一块，匾心上刻有“万寿宫”字样，现存于北京通州博物馆。
通州山东会馆（三义庙）即山左会馆，位于通州区玉带河东街358号北京开放大学通州分校院内，始建于明万历九年（1581年），本为供奉刘备、关羽、张飞的三义庙，清康熙年间因地震倾塌，雍正六年（1728年），由山东人士重修，兼具了会馆功能。会馆内有石碑两通，分别为《重修三义庙碑记》和《三义庙创立义园碑记》。
《三义庙创立义园并施棺木碑记》记载山东人士多在通州从事小推车短途运输业务，有病殁于通州者，由山东同乡捐资购地买棺予以埋葬，碑上刻捐资者姓名350人。可以看出山东人在通州多从事人力小车行业的情况。
漕运节庆：开漕祭坝 通州独有
运河开漕节始于明代，源于祭坝祭祀吴仲等人，是古代通州独有的大型文化活动。据《明史·河渠志》记载：“大通桥至通州石坝……自此漕艘直达京师……人思仲德，建祠以祀之。”
祭坝有春祭、秋祭之分，春祭又有公祭、民祭之别。公祭由官方主持，各方头面人物参加，是正式的祭祀活动，仪式隆重而简约；民祭由商民组织。每年农历三月初一（清明节前），开河后第一帮粮船到达通州后，择日举行春祭，即开漕节。是日由仓场总督率坐粮厅官员及其所属军、白粮经纪和掌管石坝的州判、掌管土坝的州同，各按身份着官服或礼服齐集石坝东，按等级列队，每人高举三炷香，向事先请至于石坝几案上的吴仲等四人木神主鞠躬礼拜。祭拜过程中奏乐。石坝两端有由人装扮的狮子蹲踞，雄狮在左（北），雌狮在右（南），各有耍绣球的和小狮陪伴。
公祭毕，请神登肩舆（由人左侧怀捧），乐班前导，仓场侍郎率众恭送至卧虎桥，乐班引神回祠（天后宫后院，石坝衙门东跨院）。民祭开始，蹲踞的狮子在钹鼓、鞭炮声中起舞。雄狮追逐绣球在坝上下翻滚，母狮带小狮过坝、戏水。狮群边舞边东移至运河边石坝楼。狮群下坝未毕，由专业脚行扛夫组成的“双石会”急速登场，单臂举石锁、仰卧蹬磨盘、叠罗汉、耍石墩，演至高潮时，由一彪形大汉双肩两腋各扛夹一袋粮食。大汉负重七袋，重超千斤，可称神力。民间传说有神附体，故有“坝神”之说。
与双石会表演同时，坝下有“大头和尚度柳翠”表演。演出时只舞不唱。表演和尚的头戴硕大纸糊头具，满遮头部，只在口、眼部留三个洞。小伙子扮演风尘女子柳翠与和尚对舞，渐有众和尚加入，形成群舞。
双石会演至高潮时，巡坝戏登场。官员在石坝上边巡视边说话，随从人员恭谨唯唯而听。据说这是效仿当年吴仲治理通惠河的事迹。说的内容是坝某处应修，河某段应浚，也是借祭祀演戏之机向官衙建议。巡完石坝再去土坝，巡坝队伍前有锣和长号开道，随之有伞、扇、“回避”“肃静”、官衔牌，官员乘肩舆居中，后有数排官兵，气势威严，煞有介事。经过掣斛厅（今通济桥西南小公园）、石坝楼（城东北隅，今纸箱厂一带）、南行至土坝（今三中东门南），在防御外河水的土坝上巡查一番，继续向南行到坝口黄亭子（今江米店东河边）巡查，然后返回，由南小门进入东门瓮城卸妆，执事仪仗交回西街杠房。
紧随巡坝之后的有亦舞亦唱的“莲花落”“太平调”“打花棍”“地秧歌”“小车会”“跑驴”“高跷会”最后督队。空旷地方有“五虎棍”“少林拳”“耍叉”等种种表演。“茶水老会”或在路边，或穿夹于各花会中施舍茶水。“进香老会”在巡坝队伍前后，忙碌着向沿河八座神庙进香。流寓通州的河南、安徽人也挤进人群，表演“河南坠子”“凤阳花鼓”……自里河石坝到外河沿，南到坝口，挤满男女老幼，观看各种表演的人群如墙如堵。
祭坝后，官员们集于石坝衙门公宴。经纪人等去城内各饭馆酒楼吃喝，好野味的人则去运河边饭棚子吃刚出水的烧鲶鱼，也有人去里河沿饭摊就着刚出炉的烧饼喝鲜鲫汤，图方便便宜的人则在北门口吃小吃。
与春祭相比，秋祭就简略多了，每年农历九月中、立冬节之前，粮帮陆续南返，择日举行秋祭。只是经纪首脑会同相关官员到通惠祠与天后宫上香，然后到石坝、土坝察看即结束。其间也请北关的小车会、高跷在北门口一带走走会，但表演时间较短，没有春祭的气氛。清朝末年，朝廷将征粮改为折征银两，陆运兴起，漕运废除，开漕节随之消失。根据著名作家王梓夫长篇小说《漕运码头》改编的同名电视剧，再现了开漕节的壮观景象。
运河号子：劳动之声 响彻至今
作为一种民间音乐，通州运河号子是指流传在通州的运河船工号子。漕运兴盛期间，每年运粮漕船二万余艘，官府的水师船和商船一万余艘，浩浩荡荡，首尾衔接十几里，运河号子响连天，“十万八千嚎天鬼”，回荡着船工们的酸甜苦辣。
通州的运河号子大体分为10种：即起锚号、揽头冲船号、摇橹号、出仓（或装仓）号、立桅号、跑篷号、闯滩号、拉纤号、绞关号、闲号。有着独特的风格特点，可概括为：水稳号儿不急，词儿带通州味儿，北曲儿含南腔儿，闲号儿独一份儿。
“水稳号儿不急”是由运河的性格决定的。运河是人工开凿的河，水势平稳和缓，像母亲一样安详温柔，滋润着两岸人民，体现着一种阴柔之美，运河号子也有运河一样的浑厚、有力、平缓、优美、抒情味儿。
“词儿带通州味儿”主要体现在唱词多用儿化音和具有通州地方特点的衬字、衬词，散发着北京民歌中的京味儿和乡土气息，通俗易懂、幽默风趣。
“北调儿含南腔儿”是指运河号子含有南方民歌音调，尤其在悠长、速度较慢的曲调中表现更为明显。《日下旧闻考》记载，“自潞河南长店四十里，水势环曲，官船客舫骈集于此，弦歌相闻，最为繁盛。”据最后一位通州运河船工号子自然传承人赵庆福（1930-2018年）老先生回忆，小时候听老人说，通州运河号子是从南方漕运的河民学来的。
“闲号儿独一份儿”也与运河的特点有关。不为劳动而唱的号子称为“闲号儿”。运河水势平稳，没有需要经过惊心动魄的拼搏才能过去的急流险滩，整个活路并不十分劳累，船到码头尚未卸船间隙，领号儿人有精力有心情和船上、岸上的人交流，唱“闲号”。
1987年，《中国民间歌曲集成·北京卷》采编人员在运河沿岸附近村子走访时，还有一些老船工能唱运河号子；2005年非物质文化遗产名录申报时，通州挖掘整理了16首运河船工号子，是目前大运河沿线的船工号子中保存数量最多、流传地域最北的。
遗憾的是，老船工赵庆福老先生于2018年去世。新生代的通州运河船工号子的接班人则继承了老船工的喊号子事业，在通州的中小学生中学习传唱，并把它与新的舞台艺术形式融合创新，使其在新时代获得了新的艺术生命力。
村落名称：历史遗存 内涵丰富
漕运商业的发展，在村落名称中留下了深刻的印记。
●因漕运成村
通州带“厂”字的村名有好几个，比如砖厂、竹木厂、瓜厂、皇木厂等，多因朝廷或地方政府设置的各种厂而得名，在厂旁形成的村落，就以厂名为村名。砖厂是明代运河中码头旁存放南方所造城砖的地方，竹木厂则是兴建北京各工地和官民办事搭棚所需南方竹木的存储地，瓜厂以主要存放销售南方所产木瓜市场而名。
通州有两个皇木厂，一南一北，都在大运河畔。南边的张家湾镇皇木厂村，与明永乐年间明成祖朱棣修建北京城有关。当年，大批官员前往大江南北采伐楠木、铁梨木、柏木等珍贵木材，沿大运河运至张家湾码头存储。由于数量巨大，需要建厂管理，再调运到北京的施工现场，于是昼夜人喊马嘶，一片繁忙，此地也因存放皇家所用木材而名皇木厂。北面永顺镇的皇木厂，同样是因存放皇木而得名，只是此厂是在明嘉靖七年吴仲重修通惠河和疏浚张家湾以北运河以后建的皇木厂，比张家湾镇的皇木厂晚建了120多年。
●因护堤而名
通州有几个村庄名称中有个“楼”字，如西集镇有耿楼村等。明清两代，朝廷为防备河道决口淹没村庄田园，每到雨季，就设防汛机构。沿紧要河道关键河段两侧，驻防兵丁或吏役，昼夜望护守河岸，一旦发现有涨水危险，便组织防护。
同时，为防止河水溢出，还在河道两岸的洪泛区边缘筑起长堤，堤随河道走向弯弯曲曲。古代将狭窄长曲的堤防雅称为“楼”，负责一段河堤的吏役或兵丁首领所居住的村庄，就以其所管的堤段为名，称“某家楼”。“耿家楼”即缘于此，后来慢慢去掉家字，改称为“耿楼”了。
●因堵口护岸而名
西集镇的儒林村、肖林村和陈桁村，还有漷县镇的榆林庄村等村名，都是为了运河堵口、护岸、砸木桩需要而形成的。
古代运河经常泛滥，大水冲毁堤岸，既影响漕运又淹没田园，须及时用大量树干和枝条，砸桩挡土，堵口护岸。于是，朝廷指派官员在河道险处的岸边提前栽植树木，为节省时间，以防不虞能就近伐树取用。
榆树木质坚硬不易浸朽，所以当时多种榆树。在护河的榆树林旁形成的村子就叫榆林庄。有明确管理官员的树林边形成的村子则以姓氏命名，儒姓官员管理的树林旁就是儒家林，肖家林亦是如此。
此外邓家窑与烧造砖窑有关，张家湾烧酒巷村亦因用漕粮造酒而得名，靛庄因明代在此设青、蓝染料作坊而得名，西集则以农村集市贸易场所命名。
这些村巷名称，充满丰富的历史内涵，在城市副中心的规划建设中，应当尊重历史和历史文化，保留民间文化的传承。
本报记者 关一文/编辑整理
内容摘自：由北京城市副中心党工委管委会、通州区委区政府共同策划编辑，《文明》杂志社出版的《文明·北京城市副中心》特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