04版：文化
霞光普照下的大光楼。清末，大光楼毁损，如今的“大光楼”系今人在遗址附近重建。石洪斌/摄
清，军粮经纪密符扇，通州区博物馆藏。
验粮盘，通州区博物馆藏。
北京，通州，紫竹庵银元窑藏，通州区博物馆藏。
清，《潞河督运图》（局部），江萱绘，通州区档案馆藏。
北京，通州，记录昔日大运河上漕船资料的《漕帮条规》，通州区博物馆藏。
1780年，乾隆70岁寿辰，各国纷纷派大使前来祝寿献礼，多走运河。朝鲜祝寿使团走陆路入山海关而来，朴趾源随团来访，自通州燕郊行经师姑庄（今宋庄）、大邓各庄、召里（今潞城）、古城，至杨庄西……朴趾源将他沿路看到的大运河盛况与通州漕运盛景记在《热河日记》中：“不见潞河之舟楫，则不识帝都之壮也。”今天读来，依然令人心驰神往。
因为漕运，通州成为一个中转站，形成了繁华的局面。漕运兴起也吸引了商人汇聚于此，更促进了通州的繁华。在通州，南货是通过运河运来的，北货是骆驼队运来的，南货北货源源不断在这里汇集，又从这里走向全国。在运河带来的多元文化交流中，通州形成了以 “漕运”为核心的运河商业文明。
随船土宜：习为商贾 勇于奔竞
在漕运兴盛推动通州商业繁荣和城市发展的过程中，“随船土宜”制度发挥着关键的作用。但这一制度的诞生却与漕运弊端和兵丁之苦有关。在从南到北的运输过程中，不但有朝廷规定需要缴纳的各种费用，而且还有各种“潜规则”的好处费，巨大的花费不仅使运丁叫苦连天，也使地方官府产生怨言。
为鼓励运丁的积极性，维持漕运顺利进行，从明朝开始，朝廷就规定漕船可以携带一些土特产，补贴途中各种花销。《明熹宗实录》卷二十记载：“漕规每船正粮不过五六百石”，但所载私货“不啻数倍”。清嘉庆年间，甚至出现了帮丁附载客货每船一二千石者……这些“附载客货”既增加了漕军的收入，又促进了通州的商贸繁荣。南方来的漕船携带南方货物到北方，除了沿途出售的部分，剩余绝大部分都运到通州，货物种类繁多，主要包括农产品、棉纺织品、丝织品、油类、酒类、干鲜果品、纸张、竹木藤器、杂货、铜铁器、药材等十二大类货物。各大类下面又有许多小类，共计近千种。
每当漕船返回南方时，由于携带商货税额很低，所以基本都是满载，这也从另一个方面见证了运河沿线城市、尤其是南方经济发达城市，商品需求量之大。货物种类以梨、枣、核桃、板栗、瓜子、柿饼、麦、棉花、烟草等农副产品为主。嘉靖《通州志略》中记载：“通州密迩京师，当东西南北之冲，水路要会，天下财货集焉。是以逐末者多，务本者少。”清代，“走集之交，聚会之所，习为商贾，勇于奔竞”。
商贸集市：四时不休 夜市盛景
随着来自全国各地的货品和商旅在通州集散分销，当地逐渐形成了商贸集市，如马驹桥集市就是以桥得名。马驹桥曾是元代凉水河上的一座木桥，当时从南方来京的人员都要途经此地，“纷纷络绎，四时不休”。明天顺七年（1463年），马驹桥被改建为九孔石桥，赐名宏仁桥，马驹桥集市也在此时发展繁荣起来；清康熙年间，集期为农历四、九日两天；乾隆年间，集期增加为四天；民国时，设张家湾、燕郊、西集、永乐店、牛堡屯、马驹桥六处镇集，马驹桥的繁荣程度为六镇之首。集市交易物品以牲畜、粮食、蔬菜、肉类、布匹、杂货为主，还有独有的木材市场。
此外还有张家湾集市。清朝年间集市逢农历单日开放，但张家湾集市日日开市，可见其繁华程度。
除了集市，通州的夜市也非常有名，道光年间，“城内外市肆相连，百货摆列，每夜各铺悬羊角灯数十，照耀如昼，往来交易，至晓不绝，故通州夜市名于天下。”康熙年间，通州夜市与“燕京八景”并列，成为京城的一大盛景。值得一提的是，燕京八景都为自然景色，唯独通州夜市是商业景观，可见通州商业的重要地位。
朝鲜使臣申政曾写过《通州盛时歌》（五首），形象地表达了运河沿岸夜市的繁荣：
一
通州自古盛繁华，扑地闾阎十万家。
日出市门堆锦绣，满城光艳绚朝霞。
二
通衢遥接蓟门长，表里山河护帝乡。
日夜江南常转粟，百年红腐海陵仓。
三
楼台参差飏锦幖，绿杨低拂赤栏桥。
东南贾客纷相聚，白日车尘涨碧霄。
四
青山如黛水如天，粉堞周遭带晚烟。
日暮帆樯齐泊岸，胡姬争迓浙江船。
五
旗亭百队夹途旁，处处游人典鹔鹴。
日暮歌声喧四里，夜深灯火烂星光。
金融服务：银号兑换 当铺闻名
银号是古代中国的一种信用机构，出现在明代中叶以后，又称钱庄，南方称为钱局。最先分别出现在长江三角洲地区、宁波和山西。业务始于货币兑换，及与货币兑换相关的存款业务；后来开始涉及信用贷款、抵押贷款、长途汇款等高风险业务。银号在中国金融发展史，以及中国从传统经济模式向19世纪后期较为现代化模式的转变过程中，都起着不可替代的作用。
清代光绪以前关于通州银号的资料很匮乏，根据《通县志》记载，光绪十四年（1888年）到清末，由于南北方物资在此交易，钱币流通量巨大。为便于商业往来，通州城内有十几家银号，鼎盛时期，多达40多家。这些银号解决了行商携带大量现银不便的问题，南来北往的客商通过薄薄的一张凭证，就可以在当地兑换银两和银票。
1912年，通州共有15家银号，即人和号、万丰号、元成号、天兴号、天和号、同济号、宏兴号、阜成号、益成号、泰兴号、泰兴德、通兴号、乾和号、裕泰号、裕恒号。不过，如今北大街保存下来的宝通银号并没有名列其中，应该是清代创建、民国时期重修的。
据当地老人回忆，西大街有裕兴银号、裕丰银号，南大街有春和银号、通丰银号等，这些银号发行的汇票，在北京、天津甚至山东临清，都能通存通兑，是通州商贸的最佳见证者。
清代北京当铺发达，主要原因是京城里高官多、富商多；而且每逢全国性的科举考试，各地举子云集京师，所带银两不够时，往往将随身携带的贵重物品送交当铺以换现银。还有为数众多的来北京述职、觐见的封疆大吏以及等待引见的候补官员等等，他们除在京消费外，临行之前，还要到各处应酬打点。有时所带银钱不敷周转，免不了求助于当铺。
晚清身居高位的权臣，积累了大量财富后，并不满足，还想进一步“以钱生钱”，于是将贪污受贿得来的银两当作“本钱”，大量投入典当行业。当铺的利润之高，是今人难以想象的，以翡翠扳指为例，当存两个月，即可收银12两之多。
据《通县志》记载，光绪十四年（1888年），通州有当铺24家。1900年，八国联军洗劫通州后，仅有5家重新开业。通州当铺的名气，广为人知的莫过于这副对联：“南通州北通州，南北通州通南北；东当铺西当铺，东西当铺当东西”；此外还有《红楼梦》中贾家的当铺。
漕运管理：第一要务 现实需求
随着漕运在社会政治与经济生活中所占的地位愈加重要，专门的漕运衙门也就应运而生。当年，通州城内的衙门如此之多，以至于从北京到通州之间办事的官员络绎不绝。明代著名文人、华盖殿大学士、兵部尚书杨士奇曾赋诗一首，名为《通州》：“城依红云下，门临绿水滨。宝鞍驰骏马，都是帝京人。”康熙五十九年（1720年）、雍正十年（1732年），两次来北京的朝鲜贡使李宜显，曾在北京和通州驻留了200多天，把亲身见闻写成《燕京杂记》一书。书中形容通州漕运坐粮厅署非常“宏大”，形象地道出了当年通州漕运管理的景象。
史籍上明确记载通州设漕运衙署的是元代，主要有两个机构，一个是管河通判署，专门负责管理漕河公务，设在通州北门以东，原大门前左右各置一尊铁狮，全高近1.5米，是北京地区古代最大的铁狮。狮子蹲座上有阳文楷书“皇庆三年八月”铭文，是铁狮铸造和此署创建的年代，既是元代通州所设漕运衙署的历史见证，又是通州运河文化的产物和载体。
另一个机构是户部设在通州的都漕运司署，统揽大都与直沽（今天津）间漕运事务的指挥部，管理漕运和漕仓，其重要程度可想而知。20世纪80年代，从通州旧城西垣台基处挖出一块螭首碑刻，上面刻有“同知都漕运司事赵公去思碑”字样，记载着元至正年间漕运司使的副官赵温任职期间恪尽职守、出色完成漕运任务的事迹，离任他调之后，此署官员思念其业绩和人格，在衙署内立碑，为后任者树立一个典范。
明代，户部在通州设置“坐粮厅署”，建筑格局仿照北京户部形制，又称“小户部”，虽体量稍小，但也有房屋200余间，职掌漕粮验收、车船转运、仓廒修缮、粮食储管支放、夫役管理、征收税费、驳船制修等漕运仓场方面的大小事务。除小户部，明清两代在通州设置的漕运衙署还有尚书馆、户部分司、巡仓公署等众多部门，与当时的漕运现实有着密不可分的关系。巡仓御史就是专门针对漕运舞弊现象而设的。一位研究者写道:“有清一代，围绕粮仓发生的弊案层出不穷，电视剧《天下粮仓》就演绎了围绕粮食接连发生的‘火龙烧仓’‘阴兵借粮’‘耕牛哭田’等惊世奇案。”
建于明嘉靖七年（1528年）的大光楼，是专门为在码头上验收漕粮而设的办公楼，又称“验粮楼”。登上大光楼，通州大运河的盛景正如当年楼上的一副楹联所记：“高处不胜寒，数沙鸟风帆，七十二沽丁字水；夕阳无限好，看燕云蓟树，百千万叠米家山。”
1900年，大光楼毁于庚子事变。如今在大光楼遗址附近、今大运河西岸，新建了一座仿古歇山筒瓦顶二层阁楼，仍名“大光楼”，体量大增，以新的姿态带领世人回味当年的运河气息和美景。
（）军粮经纪：“密符”的故事
由于漕运仓储管理的需要，一些新的行业被催生出来，成为当时的新经济组织和新经济从业人员，如军粮经纪。军粮经纪密符扇是漕运发展过程中的一种特殊产物，一把小小的扇子担负的是管理军粮查验的重任，从中可以看出当年统治者为了加强管理、防范腐败颇费心思，而这仅是严密、复杂的漕运管理体系的冰山一角。
军粮经纪兴起于元，兴盛于明，嘉靖七年（1528年）以后规定了经纪的数额，并在坐粮厅备案成为制度，直到清末。经纪不是政府官吏，而是运漕兵丁和仓场之间的中介，负责代验、代运、代缴漕粮。经纪在码头对漕粮进行查验，合格的漕粮才可以装袋继续转运。每个经纪验完粮后，都会在自己“放行”的漕粮袋上画上属于自己的专用符号。漕粮入仓前，坐粮厅官员或巡仓御史会进行抽查，如果发现问题，就可以根据袋子上的符号认定是哪位经纪进行的查验，以便追究责任。这些经纪在粮袋上留下的符号就是军粮密符扇的“密符”。
现藏于北京通州博物馆的军粮密符扇，整个扇面上方长约50厘米、下端长约20厘米、宽近20厘米，正反两面各100个密符代表了100个军粮经纪，每个密符下面用正楷标注着相对应的汉字，即军粮经纪的符名，如“罗锅”“蚂蚱”“麒麟”等。负责监察的官员手里有一个花名册，记载着每个军粮经纪的真实姓名、年纪、住址以及对应的符名。经纪人更换，花名册的内容也随之更新，但密符一旦确定就不再更改，漕粮出现问题时，可以凭借着密符扇和花名册找到相关人员。
军粮经纪是坐粮厅挑选聘用的，三年一换，收兑漕粮的标准要求干圆、白净、无潮湿、无杂质、无掺假、无散碎。按理说，能担此重任的，都是些有丰富验粮经验的人，而且有着法定的收入，每收兑一石漕粮，运丁付给军粮经纪22文银，按当时的漕运规模，仅就这一项光明正大的收入而言，军粮经纪就是一个相当不错的肥差，还不算其他各种“潜规则”收入。
然而，由于是中介，上有仓场总督衙门、仓场监督、坐粮厅的三班六股八科六十四巡社，下有水手、运丁、斛头、扛夫，在讲究人情世故的中国社会，一不小心，就容易得罪人，产生各种错综复杂的利益冲突。当时，常有船丁往米中掺杂杂物以报复等事。由于发现问题后要承担责任，为保护自己的权益，经纪人发明了这套密符，使验粮等工作尽量不受人为因素的干扰。对经纪而言，既是保护，也是监督。
本报记者 关一文/编辑整理
内容摘自：由北京城市副中心党工委管委会、通州区委区政府共同策划编辑，《文明》杂志社出版的《文明·北京城市副中心》特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