04版：文化
明初至嘉靖七年（1528年）以前通州运河水系格局与码头分布。
大通桥下，纳粮图，佚名，约摄于19世纪末，从图中可以看出，粮袋分两片堆放以留出空隙，便于官员穿行、站到两旁适当位置。其中左上方临时搭建的布棚是验粮官办公处，验出不合格（潮湿、杂质）的漕粮时，单堆放一处，避免与合格漕粮混淆。
从辽代至清代，通州粮仓分布示意图。
五河交汇处鸟瞰图。记者 常鸣/摄
上期我们了解了通州利用河流进行运输的历史，以及河流运输对通州产生根本性的深远影响，本期我们继续探索五河交汇处的独特之处，遥望当年的繁盛景象。
码头盛景：舟楫之盛 可敌长城
悠悠大运河，千万只大型漕船，到通州就算到了终点。数万担漕粮或接驳小船经通惠河运进北京，或就近入仓作为国家之储备。北运河通州段有很多类型的码头，其中，石坝和土坝是最大的两座漕运码头。
石坝码头，设置于明嘉靖七年（1528年），用条形石块顺砌在河坡上，有二三十步台阶，可以根据运河水位的高低而装卸。土坝码头则因使用“三黄土”夯筑而得名，所谓三黄土，是以石灰、黄米汤与好黄土混合制成，坚固、耐冲、抗碱，据说比混凝土还结实耐久。由于南临通州东门、商业码头、驿站码头和东浮桥，是京杭大运河与京辽古道交汇之处，土坝码头尤为繁荣热闹。
漕运兴盛时期，石坝、土坝面临的水面有300多米宽，其上停泊的满是等待坐粮厅官员验收的漕船。雍正年间，这里一天一夜要验收转运五万石漕粮，清代诗人李焕文《万舟骈集》诗中所咏“帆樯林立人如蚁”，指的就是这一情景。验收完以后，脚夫排队将粮袋扛到通惠河口的葫芦头码头，装上泊在那里的小驳船，一闸一闸倒运到北京东便门外大通桥，再转运入储京仓。
明清时期，来大运河北端土石二坝处观赏运河帆船的文人，很多都来自京城。乾隆时大作家曹雪芹及其好友敦敏、敦诚等一行人经常来通州大运河边饮酒赏漕，敦敏有七言绝句道：“新城直接旧城游，暇日登临上酒楼，遥拟江南风味好，买鱼亲上打渔舟。”敦敏还有一首七绝写他乘通州土坝码头南侧的摆渡船快到东岸时，流连于运河盛况：“篷窗倚槛重回首，一带风帆接直沽。”这句诗可与朝鲜祝寿团员朴趾源日记里那句“舟楫之盛，可敌长城之雄”相呼应。
皇家码头和漕运码头是分开的。皇家码头又叫“黄船坞”，位于通州北垣外5里的运河西岸、古代温榆河与潞河交汇处，面宽水深。明朝时，宫中日常所需的茶叶、瓷器、丝绸、药材等从南方购置的物品，都是由专人驾驶装饰龙凤纹饰的船只从此上岸或出发。清朝时，宫廷购物船只码头移至天津，黄船坞码头弃用。通州八景的“柳荫龙舟”，描绘的就是黄船坞码头“柳堤飞絮白漫天，低荫龙舟锦缆牵”的风景。
皇家粮仓：物质保障 地位独特
在通州建国仓、存皇粮，同样始于辽代。辽皇室在延芳淀捺钵期间，为及时供应帝后随行人员游猎食用，便设置了两座皇仓，一座在萧太后运粮河西岸（今永乐店镇陈辛庄北），一座在今张家湾镇仓上村。如今在“仓上”这一村名中，还能看到当年通州辽代国仓的痕迹。
金代，朝廷在通州设立了丰备仓、通积仓、太仓三座粮仓。普通粮仓的人员配备标准是主管一人、副使一人、攒点一至二人，仓子（管理斛斗盘量、出纳、看守、巡护等）人数据仓的规模而定。但通州的粮仓例外，“唯通州设使副外，各增置判官一员”。仓子平均每仓30名，超过标准配备最高限额。可见通州粮仓不仅规模大，地位也十分独特，为金中都的稳定发挥了重要作用。
元代，元大都的食用百货，无不仰赖江南地区的供应。从京杭大运河运到通州的各地货物多而集中，一时半会转运不完，就在通州城北和张家湾两处设置了13座中转皇仓：富有、乐岁、乃积、延丰、乃姊、广储、盈止、有年、庆丰、及衍、富衍、足食。管理上也延续了金代的制度。中统元年初，忽必烈与阿里不哥争夺皇位继承权，双方展开一场大战，忽必烈利用燕京作为重要战略物资供应基地，为战争胜利提供了不可或缺的物质保证。
明成祖迁都北京后，北方边患一直存在。为防患于未然，明代在北京驻扎了大量的军队，为保证庞大的军队和官僚机构供给，朝廷在京城及周边设置了足够的粮仓。宣德六年（1431年），为扩大存储容量，朝廷增置通州仓。正统元年（1436年），定通州仓名：城中者为大运中仓，城内东者为大运东仓，城外西者为大运西仓，城南者为大运南仓，储存军队粮饷和战马饲料的为军仓。
其中最大的是通州大运西仓。这座粮仓建于永乐七年（1409年），明弘治七年（1494年）前后，此仓有仓廒（仓房）1971间，比京仓中最大的旧太仓多756间，堪称当时全国乃至世界最大的粮仓。仓廒四壁砌城砖，上薄下厚，内直外斜，以防外闪。地面墁方砖，下铺干沙，上铺木板、苇席以防潮气。顶有天窗，粮中插竹筒，以透气通风，既科学又坚固，是明代仓廒建筑的典型，不但拥有皇家气派，更是通州运河文化的最好见证。
清代，北京和通州共有国仓11座，其中北京8座：海运仓、南新仓、北新仓、旧太仓、禄米仓、太平仓、富新仓、兴平仓，有264座仓廒；通州3座：大运西仓、中仓和南仓，有225座仓廒。京杭大运河运到通州的漕粮，有一半储存在通仓。朝鲜使臣朴趾源描写通州的粮仓时这样形容道：“有三所仓廒，制如城郭。”
明代京通粮仓的主要功能是发放拱卫北京的官军的月粮。成化二十年（1484年），明廷又令在京各卫军人月粮，五、六、七、八、十一、十二月于京仓关支，正月、二月、三月、四月、九月、十月于通仓关支。此后基本沿用此支放办法，但经常根据具体情况临时调整。有时也会从京通二仓调拨部分粮食，充作边镇军储。明代前期这种调拨并不常见，土木堡之变后，因边情紧急，调拨额增加。嘉靖后期，北边多事，调拨次数和数额都大为增长。
清朝庞大的官员集团、数量众多的八旗兵，还有官兵家属，都要靠朝廷供养，这些都由京通二仓漕粮供应。清代北方外患虽然不再是主要矛盾，但仍需要调拨漕粮充当各地驻军的军饷。
明清两朝统治者十分重视漕粮调节物价的功能。康熙三十四年（1703年），将储存过久的粮食发往京师附近粮价高的地方低价出售，雍正、乾隆等年间屡次采取同样的行动。据光绪《漕运全书》记载：乾隆年间这种做法共20次，售粮62万石；嘉庆年间5次，售粮8.1万石。
通仓的粮米曾救济了许多灾民。康、雍、乾三朝，京畿及直隶北部遇水、旱、虫等重灾，农田颗粒无收，农民流离失所。为安抚灾区百姓，朝廷或调拨通仓漕粮赈济灾区，或设置米局，将通仓粮米平价售予百姓，或拨与京通各寺庙粥厂，救济涌入京、通城中的灾民。
本报记者 关一文/编辑整理
内容摘自：由北京城市副中心党工委管委会、通州区委区政府共同策划编辑，《文明》杂志社出版的《文明·北京城市副中心》特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