04版：文化
瓮山泊水源及水源出口，佚名，约摄于19世纪60年代后期，通州区图书馆藏。
通州于家务乡东垡村，唐墓出土唐三彩仕女立俑，通州区博物馆藏。
通州，辽墓出土绿釉瓶，通州区博物馆藏。
2021年，北京，通州，五河交汇处壮丽景观。（资料图）记者 党维婷/摄
中国大运河修建的三次重要节点
大运河（Grand Canal），始建于公元前486年，中国古代劳动人民创造的一项伟大的水利建筑，为世界上最长的运河，也是世界上开凿最早、规模最大的运河。
1、联通南北
隋炀帝杨广（569-618年）在位期间，结束了近400年的战乱时代，完成了中华一统大业，修建隋唐大运河，不但使黄河流域和长江流域两个文明、北方政治军事中心和南方经济中心联系起来，而且为后世福荫和唐宋两代经济繁荣、国家统一作出了不可磨灭的贡献。
2、进行改道
元朝，国都变迁到北京，忽必烈下令开凿了济州河、会通河、通惠河，从南到北由江苏淮安经宿迁、徐州，直上山东抵达北京，诞生了现今意义上的京杭大运河，浙东运河则成为当时三大贸易港之一的庆元港联系腹地的主要航线。
3、黄金时期
清高宗乾隆（1711-1799年）统治期间，大运河的水路运输以及与之相关的漕运制度进一步成熟规范，积累了数百年的大运河文化也发展至黄金阶段。康乾盛世年间，康熙、乾隆都曾六下江南，蠲赋恩赏、巡视河工、观民察吏、加恩士绅、培植士族、阅兵祭陵。
河流运输：源远流长得天独厚
通惠河属于北运河水系，亦名通济河、金水河、大通河。流经朝阳区，于永通桥（俗称“八里桥”）入通州，向东至北关闸上，与温榆河、小中河、运潮减河和北运河形成“五河交汇”。
2015年6月13日，在多位文史专家的见证下，北京市通州区于五河交汇处立下了“京杭大运河北起点”标志碑，正式确立通州为京杭大运河北起点。
通州利用河流进行运输可以追溯到先秦时期，大规模漕运则始于秦朝。秦朝的统一，为大规模漕运粮食提供了条件。当时的政治中心在咸阳，人口增长使关中地区的粮食很难满足这样的需要。东方产粮的地方一个是临淄附近，一个是济泗之间，一个是鸿沟流域，另外还有江淮二水下游一带。此外，秦朝一直征发到东海之滨（今山东半岛东端），当时的黄、腄、琅琊负海之郡都属于粮食征发之地。特别是琅琊郡治所琅琊县曾是越王勾践的都城。据《史记》记载，秦始皇很喜欢这个地方，巡游途中曾在此羁留过三个月。由于此地靠海，秦始皇北征匈奴时就是从这里出发，通过海运往北运输粮草，然后“转输北河”。这里的“北河”，据明清以来的学者考证，认为即“白河”。明成化年间户部侍郎王琼在《漕河图志》中说，北河，盖即白河也。白河就是潞河，这在很多史书上都有明确记载。《汉书·地理志》中称白河为沽水，后人因其源自塞外白石塘岭白马关，故称白河。《后汉书》《三国志》称潞河，《金史·河渠志》称潞水，《明史·河渠志》称潞水、白河、通济河，《顺天府志》等称白河、潞河、北运河、沽水。可见，通州漕运之始可追溯到秦朝。
东汉末年，北方少数民族乌桓活动于通州地区，魏晋南北朝时期，通州这块土地上上演着北方各民族大交流大融合的历史大剧，通州水系在军事方面的作用更为明显。
隋朝用20多年时间，开凿隋唐大运河，虽然造成民力的过度使用，但不可否认的是，隋唐大运河成为唐宋时期的大动脉，把北方的政治军事中心和南方的经济中心联系起来，为后世福荫和唐宋两代经济繁荣、国家统一做出了不可磨灭的贡献。
唐时，输送南方粮米的方式，除了利用隋唐京杭大运河，也有利用海路的情况。具体是先走海运到天津，再由河运到达北京，史载“浮海以给幽燕，亦由白河”。杜甫《昔游》一诗中提到：“幽燕盛用武，供给亦劳哉。吴门转粟帛，泛海陵蓬莱。”开元二十八年（740年），为加强对幽州地区海运的管理，朝廷任命李适之为幽州节度使、并兼河北海运使。可见通过海运和河运，从东南运粮至北方边塞，已是当时的常态。
玄宗年间，宰相裴耀卿对漕运进行分段运输、物品种类等方面的改革，取得了很好的效果，此后还有韦坚等人的改革，使唐都长安和军事政治中心关中的物资供给十分丰富，大唐帝国凝聚为一个坚强牢固的整体，为开元天宝年间黄金时代的到来，奠定了深厚稳固的基础。
开埠肇始：千年漕运 几度兴衰
河流运输对通州产生根本性的深远影响，发生在辽代。辽代建都南京（今北京），据《辽史·太祖本纪》记载，耶律阿保机采用汉人韩延徽的建议，为汉人提供居住区、安排配偶，鼓励进行农业生产。当时，很多通州人被安置到上京（今内蒙古巴林左旗）东，极大地促进了汉族和契丹之间的民族融合。澶渊之盟（1005年）后，辽宋保持了友好往来，燕京地区从南北对抗阵地变为商贸交流前沿，经济文化得到全面发展。
辽统和末期（约1004-1011年），开凿萧太后运粮河，对促进辽宋间的商业往来，以及当地的手工业和商业发展，起到了重要的作用。开泰三年（1014年），为适应经济发展的要求，增设了南京转运使，加强运输管理。新中国成立后，疏浚旧河道时，曾对萧太后河进行过测量，河床宽约31米，河底宽约8米，河底和河岸分别以坚硬的黑色和黄色黏土铺垫而成，坚固异常。河道挖开后，两岸土黄如铜，河底土黑如铁，呈现出一幅罕见的河道奇观，虽然历经千年的河水洗濯冲泡，以及数次地质灾害，河道却安然无恙，位置没有发生任何改变，其“铜帮铁底”实在称得上是河流史上的一曲千古绝唱。
金代，以燕京为中都（今北京西城至丰台一带），十分重视漕运。海陵王完颜亮赐名“通州”就是取“漕运通济”之意，通州成为金中都的漕运枢纽。为加强通州与金中都之间的联系，海陵王亲自督促京通间陆路和水路交通建设。金国与宋朝对峙期间，各地漕粮汇集到天津海岸后，沿北运河溯流至通州，再“由通州入闸，十余日而后至于京师”。
元代统治者由于其游牧背景，常年南征北战，见识开阔，所以确立统治后，非常重视粮食的供给，而漕运粮食的方式也不只运河一种，而是海运和漕运并行。
无论是哪种方式，都需要在通州进行转运。元初平定江南，将宋朝的库藏典籍由海运送至大都，《光绪顺天府志》记载：“初，巴延平江南时，尝命张瑄、朱清等，以宋库藏图籍，自崇明州，从海道载入京师。”一开始是从江苏太仓东北刘家港入海北上，但由于沿路危险太多，后两次另辟新道，最后“从刘家港上船，过崇明放洋，自浙西至京西，不过旬日耳”。
海运的兴盛，促成了张家湾的兴起。因为海运粮食从天津上岸后，通过内运河至张家湾，《钦定日下旧闻考》记载，“张家湾在州南十五里，元万户张瑄督海运至此而名。东南运粮由直沽百十里至河西务，又百三十里至张家湾，乃运入通州仓。”可以说，张家湾是海运与河运兴盛的产物。
至元二十八年（1291年），郭守敬向忽必烈建言：“通州至大都河，改引浑水灌田，于旧闸河踪迹导清水，上自昌平县白付村引神山泉，西折南转，经双塔、榆河、一亩、玉泉诸水，至西水门入都城，南汇为积水潭。东南出文明门，东至通州高丽庄入白河，总长一百六十四里一百四步。塞清水口一十二处，共长三百一十步。坝闸一十处，共二十座，节水以通漕运，诚为便益。”
明成祖朱棣将首都迁往北京之前，由于战乱（尤其是靖难之役中通州也是主战场），京杭大运河运输不畅，南粮北运多走海运，朝廷海运粮食的记录频频出现于《明成祖实录》中。永乐中期后，京杭大运河再次成为南粮北运的主要途径，漕运机制也经历了前后三次改变：“法凡三变，初支运，次兑运、支运相参，至支运悉变为长运而制定。”
但是，由于从张家湾到京城的水浅，只能用小船，运粮十分有限，所以通惠河曾在洪武年间一度“中断废”，主要依靠陆路运输。正统年间曾疏通过一回，但很快又滞涩。成化、正德年间也疏通过几次，但效果都不是很好。嘉靖六年（1527年），御史吴仲排除阻力，再次进行修整，终于获得成功，“为利在五六十年以上”。
清代，漕运制度在明代的基础上进一步规范。为确保南方各省物资运输通畅有序，各省漕船到达通州的日期都有严格的规定：山东、河南，农历三月一日；江北四月一日；江南五月一日；浙江、江西、湖广六月一日。一省之中，按各府路程远近安排行船次序，如浙江省依次是嘉兴、湖州、杭州。顺利运达后，验粮、注明时间、按规定时间返回，形成一套完整的流程。
乾隆时，通州知府尹澍在《万舟骈集》中吟道：“天际沙明帆正悬，翩翩遥望影相连。漕艇贾舶如云集，万国梯航满潞川。”描写的是通州城到张家湾40里长的运河上，漕船和商舟相连的壮丽景观。清末，诗人李焕文赋诗道：“万斛舟停芦荡雪，百商车碾挂轮烟。鱼灯蟹火鸣征铎，惊起蛟龙夜不眠。”描写的是通州城西八里桥处日夜运输的情景：八里桥边的宏阔湖面上，芦花围绕着停在那里、排队等待穿过桥洞的无数漕船，桥上穿梭不停的各种货车碾着石道。夜间在河岸捕捉鱼蟹的灯火闪闪烁烁，听到石道和桥上的阵阵马铃声，惊起了河里的蛟龙而不能安眠。
康乾盛世后，由于人口增长超过农业增产的速度，江南地区出现粮食供不应求的现象，苏浙等漕粮的主要供应地，粮户难以承受巨大的漕粮负担，再加上政治腐败、水利失修、天灾人祸等原因，农民开始抗交粮食，浙江、江西、湖北、山东以及河南等地都爆发了抗漕运动。1842年，英军在鸦片战争后期，攻占京杭大运河与长江交汇处的镇江，封锁漕运；1853年后，太平天国占据南京和安徽沿江一带十多年，运河沿线的扬州、清江浦、临清、苏州和杭州都遭受重创，部分甚至全部河段焚毁，运河漕运被迫中断；1855年黄河改道后，运河山东段逐渐淤废，漕运主要改经海路；1872年，轮船招商局在上海成立，正式用轮船承运漕粮；1901年，停止运河漕运；1904年，撤废漕运总督；1911年，津浦铁路全线通车，漕运走到了历史的尽头。
商品粮在北京的出现，也是漕粮消逝的一个重要原因。郑观应《停漕》一文认为：“然自轮舶畅行以后，商米北来源源不绝，利之所在人争趋之。市中有米局，官中有米局，则少米之患在今时可以无虑。”
光绪二十七年（1901年），北运河停漕。位于通州的庞大漕运管理机构一律裁撤。通州城内不少靠漕运而生存的居民失去了生活来源，“其余各胡同住户亦不如先年殷富，而居民之迁移平津各地者十之二三。”
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随着公路、铁路、航空等现代化交通方式的兴起，北方地区的运河彻底失去了交通运输功能。通州地区的运河在发挥了农业灌溉、京师粮仓的功能后，继续发挥它的文化功能，焕发出新的时代生机。
本报记者 关一文/编辑整理
内容摘自：由北京城市副中心党工委管委会、通州区委区政府共同策划编辑，《文明》杂志社出版的《文明·北京城市副中心》特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