04版：文化
漕运码头沐夕阳。卓明/摄
永通桥镇水兽，通州区博物馆供图。
张家湾城址，通州区博物馆供图。
清代御制通州石道碑，通州区博物馆供图。
通州，通天下之州，千年大运河北首、百里长安街东端，自古为京畿咽喉重镇。向北，可御北敌于关城；向南，可浚南水而润都；向东，畅达渤海；向西，镇守拱卫北京。位于十字路口的通州，通衢的地理位置十分凸显，正如清代孙承泽编纂的《天府广记》对北京地理形胜的描绘：“左环沧海，右拥太行，南襟河济，北枕居庸。杨文敏谓西接太行，东临碣石，钜野亘其南，居庸控其北，势拔地以峥嵘，气摩空而崱屴。又云：燕蓟内跨中原，外控朔漠，真天下都会。”正因如此，通州作为北京的门户，自古以来就在军事和经济方面为中华民族的融合和发展提供了契机，也成为历代政权兴衰时令人瞩目的焦点。
中央政治开端：始皇东巡 通辽大道
公元前221年，秦始皇统一中国，结束了七雄称霸割据分裂的局面，原来的燕国都城——蓟城（今北京西城区南部）一跃变为统一国家的北方军事重镇和联络华北、西北、东北地区的交通枢纽。
秦朝开始在全国推行郡县制，不仅统一了度量衡和文字，而且以国都咸阳为中心，向全国各地修筑了驰道。其中有一条驰道干线，由咸阳起，中经函谷关（今河南灵宝县东北）、三川郡（今河南洛阳）、邺县（今河北省漳县西南）、邯郸、恒山（今河北石家庄市东），直到蓟城，由蓟城修往无终（今天津市蓟县）、碣石（今河北昌黎县北），到达襄平（今辽宁辽阳市）。这条驰道宽约70米，中间为主路，皇帝专用，两侧设辅路，百姓行走，路边每隔3丈栽植一棵松树，是中央遥控辽东地区的交通动脉。
这条秦代交通干线由蓟城到襄平一段称为蓟襄驰道，从蓟城北门外开始，东行至今北京城东便门，傍今通惠河东行，沿今通州城中新华西街，走新华东街北侧，过沽水（今北运河），走潞城镇古城村北、召里村中，经宋庄镇师姑庄北，自摇不动村东过河至今河北省三河市燕郊镇，然后沿旧京榆公路（北京至山海关），出山海关直至今辽宁省辽阳市。
可见，秦时蓟襄驰道横穿今通州区北部，而且贯穿今通州城。1960年挑挖运潮减河时，曾在今潞城镇古城村与召里村之间河段，发现几十米宽的“蒜瓣土层”，同时发现在这种土层两侧排列规律的朽树根，这是蓟襄驰道的遗迹。
公元前215年，即秦始皇三十二年，秦始皇东巡燕蓟地区，就是从咸阳出发，沿着咸蓟驰道到达蓟城，再由蓟城出发，沿蓟襄驰道到达碣石，并且摩崖刻石，指斥割据，歌颂统一，宣扬国策，重振帝威，巩固中央集权。
秦始皇此次东巡，不仅路过今通州区，而且派遣燕地望族卢生入海去寻访仙人羡门子高，求仙人长生不老药。羡门子高墓在今通州区内，其可能是通州本地人，也许是秦皇路过通州时听到仙人消息，才派人到海中访寻。
元朝漕运：水乡民生 白河通津
元世祖忽必烈于至元四年（1267年）将都城自开平（今内蒙古正蓝旗东闪曲河北岸）迁至燕京（金中都城）后，于至元十六年（1279年）灭宋，大都城成为大江南北统一国家之首都，而“百司庶府之繁，卫士编氓之众，无不仰给于江南”，海运大兴。江南粮物海运至直沽（今天津），再由白河运至通州，分别由坝河或陆路转运入大都，白河一度成为大都生命线。
但是，白河自通州至直沽河道浅滩多，尤其通州、漷州域内“水路浅，舟运甚艰”，大都城内官民急待江南粮物。忽必烈为巩固政权，稳定大都局势，十分关注白河漕运，而当时水乡漷州则是白河行舟最难段落。故此，于至元十六年六月辛丑（1279年8月4日）“命枢密院（主掌军事民、边防及宫廷禁卫等事务）发军五千，仍令食禄诸官雇役千人开浚，以五十日讫工”。
这句话的意思是：国家最高军事机关派遣宫廷禁卫军5000名，来漷州、通州修治运河（白河）浅滩，使漕船与各种商船能够通行无阻，以供应和满足大都官府军民食用；此外，忽必烈还下令中央政府及大都路总管领取国家俸禄的各级官员，集资捐俸雇佣1000民夫，与禁卫军士共同完成开浚任务，而且必须在50天内完工。可见疏浚白河以通漕运之紧迫性。
然而通、漷二州土地松软，白河在雨后经大水一冲，新开浚者又大部淤浅胶舟。于是又于至元十七年二月庚子（1280年3月30日）再命枢密院“发侍卫军三千浚通州运粮河”，冻滩化透，天气渐暖，抓紧兴工疏淤，迎接漕运粮船到来。由此可知元世祖尤为关切通、漷州域内白河漕运。
同年，忽必烈以为单靠漕运来满足大都之需尚有缺失，大都郊区农民经济生活好坏也关系到大都稳定，遂于十月辛巳（11月7日）在柳林镇（今张家湾西永和屯西）设置大都营田提举司机构，“割诸色户千三百五十五隶之，官给牛、种、农具”，开展屯田，增加农业生产和税赋收入，充实国库，客观上也提高农民生活水平。这是如今通州区某些村镇地名末尾带有“务”“府”的由来。
明朝财政：设关垦田 安置人口
明初，朱元璋建都南京，同时朝廷于北陲及北平府域内驻守大批部队，以巩固边防。而北平地区饱经战乱，人烟稀少，荒田连片，经济困顿，根本不能满足军需。又天下初定，运河失修，江南粮米难以北输。因而加强北平地区自身经济实力，乃是上策。
鉴于此，自外地向北平地区大量移民，进行垦荒种地，发展经济，充实内力，加强防卫基础，实行前代行之有效的屯田政策，便成为首要之务。洪武年间移民到今通州区者就有2071户，共设屯田村庄17屯（时通州8屯，漷州9屯——《明太祖实录》），诸如永富屯、永安屯、永盛屯、永丰屯、永隆屯、永和屯、时和屯、时雍屯、清安屯、时庆屯等，都以吉祥词语命名。此外，通州新城西门外出土之明处士傅钦墓志铭文中，载傅钦葬于“永贵屯之原”，见证通州城西有“永贵屯”。同样出土墓志还见证今台湖镇小民屯明时称永隆屯、永顺镇前上永坡村附近有清安屯，而明代六郎庄兴济庵铁钟则见证附近有“永宁屯”。其余移民所立“屯”之位置则只能依靠其他史料确认。
明代初期，洪武帝朱元璋推行按每户占有土地数量征收税粮政策，同时实行里甲户籍制度，“以一百十户（110户）为一里”，推选人口和粮食较多之10户，每年以其中一户轮班为里长，余下100户每10户为一甲，设甲首一人，由10户轮流担任。里长、甲首各一人，管理本里本甲公事；每里设里书一人，掌管一里会计账簿。以此保障地方政府与朝廷税收充足，满足财政需要。但是，各级政府官员贪污腐化，贿赂公行，良好政策、制度未能贯彻实行，使许多地主豪强千方百计逃避赋税，且与里书勾结，害贫肥富，将赋税转嫁到贫苦农民身上，致使土地兼并加剧，“地连阡陌，而欺隐无税”，逼迫农民“甘愿抛荒田产，避役四方”，或“逃亡山林，转为盗贼”，不仅使国家税源枯竭，而且造成社会危机。
全国如此，通州亦无出其外。嘉靖初，州内每年征收税银与税粮，总数没有减少，但是由于吏属凭恃手中权力做手脚，贪污税赋，豪绅隐地瞒产，偷漏应缴钱粮，而将漏交赋税全部由贫苦农民赔纳，因此，穷户雪上加霜，愈加贫困，被迫背井离乡或家破人亡。
嘉靖八年（1529年），山西省平定县举人霍淮，自河间府通判（分掌粮运、督捕、水利等事务，从五品官）升任通州知州（正五品官）。此人机警敏锐而且富有谋略，遇事敢为，不推诿责任，并能深入调查研究，从国家安定大局出发，为通州贫穷百姓切身利益着想，勇于解决州内贫民含冤赔纳土豪劣绅偷漏赋税问题。于是，丈量每户占有田地，彻底查清实际亩数，并按照所察状况，以土地平面形状按户编绘成“格眼小册”，将土地亩数、应缴税赋（钱与粮）数量、户主姓名、地理位置等基本要素全填在“格眼”内，汇编成册，作为全州税收档案与清册，然后将各户占地亩数、应缴赋额及上交日期写成小票，加盖官印，发给农户及租种民地之军人，要求“照票依期赴自纳”税赋，“不许经里甲手，但令里书督催而已”。由此，贫苦小户免遭侵欺之害，经济生活有所保障，通州城内社会较为稳定，而地主富豪也难逃税赋，地方政府与国家财政税收亦不亏损，“公私两利，人人称便”。
永乐六年（1408年），明廷于张家湾设抽分竹木局、大通关巡检司、宣课司、盐仓检校批验所等税收、安全机构，设大使（正九品）、副使（从九品）各一人。“抽分”也称“抽解”，收取外来货物与国产物品税赋。“抽分竹木局”即从南方水运建材至张家湾去建北京宫殿、陵寝、城郭、坛场、祠庙、仓库、廨宇、营房、王府邸第。木、竹、砖、石、席等物料，皆由竹木局负责收税。
“宣课司”乃国家户部所设征收税赋之机关。明永乐年间，张家湾为水陆要会之地，南北方各种物产于此交易，故设这一机构，除建北京所需建材之外所有其他物资，均由宣课司收取税赋。
“盐仓检校批验所”告诉今人当年张家湾不仅设有盐仓，即后来所谓上盐厂、下盐厂（在今张家湾镇皇木厂村东北角外、西南部位）。食盐人所必需，税收颇丰，故古代食盐由国家专卖，盐商交税后所销食盐即为官盐，在张家湾码头设国家盐仓，按需要批发至华北地区乃至内蒙古、俄罗斯等地。食盐之检查验收、数量核对与批发销售皆由张家湾盐仓检校批验所负责。
“大通关”在今张湾镇村，古称“长店”，因运河码头形成店铺长街故名。“关”即关市，乃人员物资聚集之地。通惠河重浚后，张家湾至北京城之间水陆运输畅通顺达，商贾行旅与八方产品相聚于此，车水马龙，帆樯林立，故有“大通关”之称。因这里往来人员极为复杂，又是国家漕粮、建材存储与转运重地，故在此设“巡检司”，以武官任司长，于此训练甲兵，巡察码头、关市、仓储，保障一方安全。
竹木抽解税额方法，不管是船运还是编筏，均需各列其材，按照竹木之多少、长短、粗细、宽窄、薄厚之况，上达关司长，核察准确后再上报通州巡仓御史，御史据报下发至竹木局，要该局按照规定，或抽收十分之二税，或征缴十分之一税。而该处宣课司“约解商税正余银二千四百七十九两二钱，铜钱二百八十八万七千七百六十二文（小平钱一枚为一文）”。
另外，宣德四年（1429年）明廷在漷县设有“钞关”。“钞关”收取运输税不是按所载货物数量与轻重，而是按“船料”即按载货之船大小、长宽、深浅情况而征缴。按《宋会要·食货》载，每料重一石。一石四钧，一钧30斤，一石就是120斤，但明代一石则是10斗，一斗16斤，一石就是160斤。按照船料而言，应是以石为容积计算，即按船之容量来计算“船料”，一料就是容积一石，一石按160斤计算，即一料为160斤，200料船上不管装载何物，都一律按200料即32000斤收税。如此，一些商贾尽量将物货塞严装足船舱，乃至货物高出船舱，载重量严重超标，妨碍漕运，滋生弊端。一艘百料商船自南京出发顺流至扬州，然后沿大运河至通州，经过扬州、淮安、徐州、济宁、临清、漷县诸钞关，要缴纳运输费百贯即10万枚当时流通小平铜钱。为保证征税能够顺利进行，朝廷派遣监察御史与户部主事（户部中最低级官员，正六品）监督征收。
清代御道：聚焦通州 国仓重地
康熙八年（1669年），爱新觉罗·玄烨亲政后认识到演武与漕运二事在捍卫政权、巩固京师方面甚为重要，康熙二十年八月二十九日（1689年10月10日），康熙帝沿浑河（今永定河）东派（今凉水河）东巡，视察北京东南水利情况，以便治理，至张家湾城东南河口；再沿大运河至里二泗村，巡视运河与漕运状况，且驻跸运河右侧里二泗村西北口佑民观内，办理朝政。
雍正帝继位后也深知运河、运河北端码头通州之位置重要，因而十分注重北京与通州间交通运输问题。京通之间交通运输一靠水运，一靠陆运。水运靠通惠河，是专用驳运漕粮水道，无淤塞闸毁妨碍驳船行运问题，但此河在保障驳船运粮情况下，可以允许一部分商船运货；然大批商品仍需从陆路运入京城，故需修治京通大道。
雍正三年七月癸亥（1725年9月4日），雍正帝批示直隶总督李维钧：“闻近京各处地方，桥梁道路多被水淹，行旅维艰，诸物腾贵，朕心甚为轸念，尔可转饬各地方官，悉心筹画，其大路中积水之处，作何疏泄，洼圯之处，作何修垫。通州一路，可交与副将赛都……使行旅之人，通行无阻，不可借端差派，以便民之政，反致累民。”下旨后不久便将北京朝阳门至通州城及城内三座国仓、城东门外宫廷码头、石土二坝漕运码头、水陆驿站码头、商业码头、客运码头等处大道加以修治，以方便南方各种船运物资由通州转运至北京，供应首都官民所需。
七年正月癸酉（1729年2月25日），雍正帝在给工部指示中言：“通州运粮之路，亦修整高洁，往来行人，颇为便利。”其谕工部乃是冬末春初，北京地区仍是冰天雪地，不可能在冬季寒冷时节将京通大道“修整高洁”，必定是在北运河停漕罢运之后，严寒封地之前所为，即应在六年秋末冬初时所修。
七年三月甲寅（1729年4月7日），雍正帝批示内务府：“自朝阳门外至通州，乃京师向东大路，向因雨水之时，难于行走，动支钱粮，修补铺垫。”在刚刚修治之后，又觉一遇雨水雪融仍然泥泞难行，于是下旨在原有基础上修筑一条石道，便责令内务府总管大臣常明（正二品）与工部侍郎普泰（正二品）二人详加勘测设计，主持修筑。经过一番筹备之后，于当年八月开始动工，至次年五月竣工。自此京通间大道荡平正直，一劳永逸。石道两侧附筑土路，且栽植枫树之类，每至秋季叶由绿变红，煞是好看，因而乾隆帝《通州道》诗中有“白云红树通州道，麦垄禾场九月秋”之句。
本报记者 关一文/编辑整理
内容摘自：由北京城市副中心党工委管委会、通州区委区政府共同策划编辑，《文明》杂志社出版的《文明·北京城市副中心》特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