01版:要闻总第459期 >2022-07-15编印

“讲好‘中国式商量’故事”走进北京城市副中心
一场有烟火气的民主协商
刊发日期:2022-07-15 阅读次数: 作者:admin  语音阅读:

本报记者 柴福娟

昨天下午,通州区政协又一场“你说我听 我说你听”协商议事厅活动开始了。来自区政协、区民政局、区人力社保局、潞城镇等相关部门负责人,与附近三个村庄的村民代表围坐一起,现场协商解决村里的实际困难。

东刘庄村党支部书记刘玉国直奔主题。“我们村赋闲在家的人多,能不能成立社会化服务公司或社会服务组织,把闲置劳动力组织起来成立物业公司,这样既可以服务村民,也能增加村民收入。”这个提议得到了村民李长林的响应。他说:“村里各家各户修修补补的问题都不少,像现在雨季到了,有点问题每次都得求人来帮忙。我们也想像城里小区一样,有物业提供服务。”

……

这已经是汪碧刚委员工作室第9场协商议事活动了。大家你一言我一语,讲困难、想办法,集思广益,商量村里的大事小情。“成立物业公司、像城里人一样生活”是共同的愿望。参与现场协商的区政协、区住建委、区民政局、区人力社保局等部门负责人从各自专业角度积极回应。比如发挥村两委班子作用,建设一支以村集体为主体的服务型队伍。服务型队伍可以侧重物业管理,解决农村地区无人服务问题;还可以和农村地区的养老服务结合起来,丰富服务内容。就这样,你来我往,越谈越深入,越谈越有共识,解决的思路逐渐清晰起来。

自去年5月启动至今,汪碧刚委员工作室已经开展了8场协商议事活动。在工作室的积极协调下,饮用水安全、便民设施建设、文化公共服务等20余项民生问题得到市、区、镇有关部门及时回应。“‘议事厅’解决的大都是共性问题,和老百姓切身利益息息相关。这种向基层延伸的协商方式,为解决民生问题增加了新的渠道。”潞城镇党委书记张旭辉说。

与以往不同,这次协商议事还有“旁听者”,他们是来自全国各地的媒体记者和相关领域专家。昨天,由中央网信办网络传播局、人民政协报社指导,人民政协网主办的“讲好‘中国式商量’故事”网络主题采访活动在北京启动。活动聚焦各地政协搭建的“有事好商量”“请你来协商”“商量”“委员会客厅”“委员工作站”等形式多样的协商议事平台,充分展示各地政协探索全过程人民民主的生动实践。活动昨天走进城市副中心,参加通州区政协“协商议事厅——你说我听,我说你听”协商议事活动。

人民政协网外联部主任杨岚认为,这场议事充分体现了城市副中心“小切口、大民生”的协商议事特色,讲群众听得懂的话,解决群众急难愁盼,是“有事好商量,众人的事情由众人商量”的生动实践。中国人民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副教授王衡称赞,这种协商议事方式别开生面,是一场有烟火气的民主协商。

【深一度】

“中国式商量”对症下药 精准配置协商议事团队

区政协党组副书记、常务副主席尚祖国介绍,通州协商议事厅“你说我听,我说你听”协商议事机制,是通州区政协一项重要创新举措。通过协商议事厅平台,有事好商量,为基层百姓架起连心桥。期间,区政协持续在精准协商内容、丰富协商形式、增强协商实效上下功夫。把“有事好商量,有事多商量,众人的事情由众人商量”载体具体化。目前,已经建设14个委员工作站。

14个工作站代表的远不只是14位委员,而是通过他们联系起来的一个庞大稳定高效的民主协商议事网络。针对每一个案例,配置不同的协商议事团队,由委员工作站(室)负责人主持,区政协委员、议题相关基层单位和部门负责人、群众代表等出席,围绕城市副中心建设中的重点、热点、难点问题,开展协商议事。截至目前,共开展40余场活动,500余人次委员和界别群众参与,协商事项100余件,解决92件,取得良好效果。

此前,区政协民主党派委员工作室围绕“马驹桥镇珠江逸景小区地下车库无移动信号问题”开展协商议事。委员工作室邀请中国移动北京通州分公司有关负责人、小区物业负责人和马驹桥镇政府有关负责人共同协商解决。最终,中国移动通州分公司和小区物业公司达成一致意见:分两步走,先解决地下车库没有信号问题,再解决合同纠纷问题。

尚祖国表示,“中国式商量”的核心要素就是协商与共识,为提升“中国式商量”质效,区政协重点从提升协商选题精准性上持续发力。围绕民生关注,将关于“七有”“五性”“接诉即办”等12个重点问题作为重点协商议题。聚焦社会热点,围绕“双减”等11个协商议题开展调研、协商,助推相关问题解决。

近年来,区政协确定的协商、监督议题共52项,组织各类协商活动600余场次,参与的政协委员、党派成员及界别群众近万人次,提出近1600条意见建议,其中区委、区政府及有关部门采纳900余条,书面反馈落实情况500余条,很多意见建议成为推动工作的重要抓手。

今年疫情期间,政协委员对11个乡镇113个村的村级卡口防控管理开展专题调研,形成意见建议30余条。

广大委员和界别群众,在“商量”中形成共识合力,在“商量”中找到了最大公约数,促进“中国式商量”的制度优势更好转化为治理效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