04版：文化
高架桥为文物让路，保住了“御制通州石道碑”原址不动。
“御制通州石道碑”由底座、碑身、螭首龟趺三部分组成。
路县故城被列为2016年度全国十大考古新发现之一。
路县故城遗址是目前所知通州地区最早的古代城址。
路县故城遗址对研究副中心地区历史发展和演变具有重要意义和价值。
记者 党维婷/摄
本报记者 田兆玉
文物是文化沉淀的载体，是历史的“活化石”，它不仅生动述说着过去，也深刻影响着当下和未来，不仅属于我们，也属于子孙后代。一座城市之所以有文化底蕴，就在于对古代遗迹、传统建筑的有效保护和利用。如何平衡好城市建设与文化遗产保护之间的关系？面对这道摆在城市建设者面前的“考题”，通州区交出了自己的答卷——城市建设为文化遗产“让路”。
御制通州石道碑
进出通州区，京通道路旁都会看到一座黄瓦覆顶、四角攒尖、和玺彩画、古色古香的亭子。亭内，龟趺驮着一块高大的石碑。在灿若星河的运河文物中，这块石碑占有一席之地，它就是“御制通州石道碑”，由底座、碑身、螭首龟趺三部分组成。住在附近的老通州人张先生说：“那年通州要建北苑高架桥，本来是要穿过这座石道碑的，后来政府修改了设计，高架桥为文物让路，保住了这块碑原址不动。”
2005年初的隆冬时节，通州北苑高架桥北侧辅路项目与通惠河南岸清代雍正年间所立“御制通州石道碑”原址保护工作“撞车”了。一边是即将开工建设的区内民生重点折子工程，一边是古老的文化遗产面临能否原址保护的问题。按照原定计划，“御制通州石道碑”要为北侧辅路让道迁至他处。
说起“御制通州石道碑”，不得不提京通这条路。据史书记载，早在秦朝秦始皇东巡碣石，走的就是这条古道，汉代三国时期曹操北征乌桓，隋炀帝、唐太宗进军高丽，再到元明形成了一条以军事、商贾转运为重要用途的通往东北地区的驿站干道。到了清代，北京所需的粮食经运河运到通州，有两种方式转运到北京，一为水运，二为陆运。这条路更是成为了粮道和联结京城与通州最重要的道路。
清雍正十一年（1733年），雍正皇帝为记载敕修朝阳门至通州城内国仓及运河漕运码头石道之事，在这里立下石道碑。它记载了兴建朝阳门至通州石道的情况，描绘了商贾云集，陆路、水路运输的繁忙景象，以及通州的战略地位。石道碑为清世宗柳笔碑，由艾叶青石制，身高5米，宽1.6米，厚0.8米。首额篆书“御制”二字，且满汉文合璧，碑身雕群龙戏水，内纵刻碑文，左为汉字，右为满文，两侧面各高浮雕一条升龙，云水翻腾，鳞片闪闪，正面四周浮雕赶珠群龙、海水兴波，平托石座由两块巨石纵拼铺砌龟下，浮雕海水江崖、监通记碑壮观精美。此碑集圆雅、浮厢、线刻等阻刻艺术与书术、安装技术于一身，其料学、艺术价值深远。1959年，它被公布为通州区文物保护单位；1985年，与永通桥为一组，公布为北京市文物保护单位。
御制通州石道碑原是有碑亭的，是黄琉璃筒瓦带四角攒尖宝顶、和玺彩画样式。但可惜的是，原碑亭在光绪二十六年时被八国联军烧毁。可以说，御制通州石道碑见证了京通道路的变迁，是大运河文化的见证者。
当城市建设撞车文化遗产保护，通州区相关部门很快调整方案，决定为文物让路。
通州区政协特邀文史委员、大运河文史专家任德永当年见证了这一事件。他说：“此碑作为通惠河连接大运河的见证，对当时起止于通州漕运码头至京师朝阳门国仓的‘国道’具有重要的意义。我们耐心细致地讲解石道碑的历史意义，向设计建设方阐明文物古迹保护对彰显通州新城市建设的现实意义。最终，文物部门做足功课，建设方深明大义，市区两级领导现场拍板决定：碑不迁移，原址不动；调整设计，路绕碑行，且为碑建亭，原汁原味恢复历史原貌。”如今说起这段往事，任德永还为当时区里给文物让路的果决感动。
2005年，御制通州石道碑有了遮风挡雨的碑亭。通州区依据史料记载，原汁原味加盖了黄琉璃筒瓦带四角攒尖宝顶、和玺彩画样式的碑亭，并在周围建起花岗石护栏。2013年5月，御制通州石道碑（亭）成为国家重点文物保护单位。
通州这座城，京通这条路，承载了太多的历史意义和经济价值。如今不远处的八里桥新桥已伫立在河上，副中心的建设正稳步推进，京通快速路上每天车来车往，依然承担着连结副中心与北京城的重要使命。御制通州石道碑也依旧静静矗立在京通道路旁，见证着这座城市的发展与变迁。
路县故城遗址
御制通州石道碑得以原址保护，是各方平衡利益、妥善处理文化遗产保护与城市民生建设矛盾的经典案例，为后来北京城市副中心行政办公区建设中探测到的西汉时期路县故城遗址的有效保护，为建设路县故城遗址公园提供了借鉴经验。
“世界东方，华夏隆昌。古都雄伟，通州东厢……”通州，自古就是久负盛誉的水陆都会和盛极一时的皇家码头。历经2200多年沧桑，如今，北京城市副中心在这片土地上又打开了崭新华章。通州域内，古代曾先后建有5座城池，即西汉路县、北齐潞县、辽漷阴县城，明张家湾护漕城与永乐店镇城。光阴流转，或因县治移徙，或因社会变迁，座座古城饱经沧桑，各有变化，至今无一座完整者，多余残迹。
近些年，在城市副中心、大兴国际机场等重大项目实施和城市建设推进中，城市建设均遵循“考古先行”原则。2016年2月，北京城市副中心建设先期考古启动，一座砖室墓葬从通州潞城镇出土。这一角掀起了路县故城的盖子，被列为2016年度全国十大考古新发现之一。
北京通州汉代路县故城遗址位于潞城镇古城村，在北京城市副中心行政办公区西北，总面积约35万平方米，城址保存完整，同时还清理了战国至明清时期的墓葬1146座。《汉书·地理志》《水经注》均记载有汉代路县。它到底具有怎样的价值呢？专家表示，郡县制是古代中央集权制在地方政权上的体现，起于春秋战国时期，废于唐代。自郡县制以来，县一直是古代中国最重要的行政机构之一。但探寻历史，人们只知都城的样子，却不清楚当时的县是什么样子。这次在城市副中心核心区域发现的路县故城城址，正是填补上这块缺失的拼图，再现地方行政单位——县的模样。路县故城遗址是目前所知通州地区最早的古代城址，在文化、交通和经济上具有传承作用和纽带地位，是通州区历史文脉延续的“活化石”，对研究副中心地区历史发展和演变具有重要意义和价值。
北京城市副中心建设是千年大计，国家大事。路县遗址的发掘涉及副中心建设，中央和北京市高度重视，这个考古项目几乎动用了全国力量。有专家评论称：在一年时间里干了过去三五年才能完成的考古工作。
2016年，市文物研究所在通州区潞城镇开展大规模考古，勘探122万平方米，发掘4万余平方米，发现了汉代路县故城城址及周边墓葬群。发掘中，以城址为中心，在2公里半径范围内，考古人员清理了战国至明清时期墓葬1146座，包括战国-西汉墓葬、东汉-魏晋墓葬、唐墓、辽金墓葬、元代墓葬、明清墓葬。其中战国-汉魏时期墓葬数量最多，类型最丰富，包括土坑墓、砖室墓、瓮棺葬、瓦室墓等。在唐墓中还发现了唐成宗开成二年（公元837年）幽州潞县丞艾演墓。路县故城的神秘面纱被一层一层揭开。
2017年1月9日，北京市政府正式批复对路县故城进行整体保护，建立考古遗址公园，并配套设立博物馆。路县故城城址成为北京地区首个以汉代城址为主体建立的遗址公园。
2020年10月30日，路县故城遗址博物馆在北京城市副中心开工建设。两年后，遗址上将落成一座专为考古遗迹量身打造的博物馆，让本地发现的遗迹不用挪地儿，原址原样呈现给世人。遗址所在地的原有规划也进行了相应调整，为古迹让路。
北京市文物局相关负责人介绍，路县故城遗址博物馆总建筑规模约1.8万平方米，将整合搭建博物馆展示、考古研究、文物保护、文化遗产保护传承等学科平台，融展览展示、文物保护、科学研究、社会教育四大基本功能为一体。
城市建设与发展，再一次与文化遗产保护完美融合，历史与未来再一次完全融合。这让许多考古人和文物工作者倍感欣慰。任德永说：“位于大运河东西两岸的这两处经典文化遗产点位原汁原味原址保留着，与北京城市副中心文化建设、市民生活相得益彰，成为城市文化景观，更成为通州人的骄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