04版：文化
通惠河曾承担运送漕粮的任务。
北运河岸边人家。（西德尼·戴维·甘博/摄）
夕阳下的萧太后河。
陈喜波
通州的台湖镇有一条萧太后运粮河，冠以“萧太后”，又称作“运粮河”，是否为萧太后开凿，还没有文献证明。不过，这条河在元代和明代都曾有用作运河的计划，元代开凿金口新河、明代欲开凿三里河均与这条河有关。
元初开凿坝河和通惠河
元世祖登基后，定开平为上都，改燕京为中都。至元四年（1267年），忽必烈在中都旧城东北营建新城。至元九年，新城竣工，遂改中都为大都。每年夏天，皇帝前往上都处理蒙古漠北地区军政事务；秋季返回大都，处理漠南军政事务。由此确立了两京制，历时近百年。大都成为都城后，城内聚集了众多皇族人口和文武百官，大都城内外驻扎着数量庞大的军队，需要大量粮食供应。元代初期，主要利用金朝漕运旧制，漕粮经由运河运至通州，再陆运进大都城。至元十三年，元朝平定南宋，开始从江南运粮。运送江南漕粮最初的路线是从浙西北运，涉江入淮，由黄河逆流而上，至今河南封丘境内的中滦旱站，然后用车载牛驮陆运至淇门，入御河，顺流抵达直沽，再溯白河然后抵达京师。至元十九年十二月立京畿、江淮两个都漕运司，仍各置分司，以督纲运。每年命江淮漕运司将粮食运至中滦，京畿漕运司自中滦接运，陆运漕粮至淇门，经御河运至大都。江南漕粮入大都，漕粮数额日渐增加，迫切需要提高通州至大都之间漕运能力。至元十六年，开始用坝河运粮，每年运粮达百万石。
至元十九年，元朝开济州河，使船只可由泗河入济州河，再经大清河至利津入渤海，至直沽，经由白河至大都，以代替中滦—淇门—御河的陆路运输线。至元二十年，济州河开凿成功，可以通航，于是命山东三省造船三千艘于济州河运粮。同年，元朝采纳王积翁的建议，命阿八赤等广开胶莱新河，以缩短海上航程，然而并未成功。至元二十四年，由于利津海口泥沙壅积，漕运不便，遂罢东平河运粮，将漕粮从东阿旱站陆运至临清，经御河转运至京师。为减轻陆运劳顿，至元二十六年，开凿了会通河，南起安山，北至临清，沟通汶河和御河。从此，连接大都至江南的运河全线贯通，但由于山东段运河水源不足，运粮有限，每年运粮30万石左右。
在开运河、利用水陆联运的同时，元朝也尝试了海运。至元十九年，伯颜追忆海道载宋图籍之事，认为海运漕粮可行，于是命上海总管罗璧、朱清、张瑄等造平底海船六十艘，运粮四万六千余石，从海道至京师。但因初次航海，沿海滨行驶，风信失时，次年才抵达直沽。此次海运漕粮成功，元朝遂从至元二十年开始推行海运，《元史》记录：“元自世祖用伯颜之言，岁漕东南粟，由海道以给京师，始自至元二十年。”至元二十一年，“罢阿八赤开河之役，以其军及水手各万人运海道粮。”到至元二十三年，海运漕粮数额达57万石之多。至元二十四年，元廷开设行泉府司，专掌海运。至元二十五年，“内外分置漕运司二。其在外者于河西务置司，领接运海道粮事。”至元二十六年海运漕粮数额约92万石，至元二十七年达151万石。元廷看到了海运之利，遂于至元二十八年，“罢江淮漕运司，并于海船万户府，由海道漕运。”此后，海运成为元朝输送漕粮的主要形式，直至元末。随着海运能力提高，海运漕粮的数额也不断攀升，延祐六年超过300万石，天历二年高达350万石。
随着漕粮输送能力提高，抵达通州漕粮渐多。但坝河漕运能力仅为百万石左右。剩下的漕粮则由车载、人力或畜力推拉，陆运至大都城。但是，通州至大都之间的陆路运输极为艰苦，《元史》记载通惠河开通以前陆路运输漕粮的情形，“先是，通州至大都，陆运官粮，岁若干万石，方秋霖雨，驴畜死者不可胜计。”
至元二十八年，郭守敬上陈水利十一事，提出开凿大都运粮河计划，忽必烈喜曰：“当速行之”。至元二十九年春，通州至大都运河工程开工，至元三十年秋竣工，忽必烈赐名通惠河。通惠河完工之后，漕粮可从通州一直利用水运至大都，公私省便。《元史》记载，“先时通州至大都五十里，陆挽官粮，岁若干万，民不胜其悴，至是皆罢之。”今人常以为，通惠河运送漕粮效果一直很好，直至元末。其实真实历史不是这样的。根据《永乐大典》所引元代文献《经世大典》的记载，至元三十年，通惠河成，元廷在李二寺设置通惠河水站，运送官物。但到了元至大四年四月三十日，中书省奏称：“腹里江南起运官物，浮河而来，自李二寺水站入闸河，迤逦起都，往回四五旬，不得达上下，驿程不接，事涉停滞。”该文记载了通惠河水站船只自李二寺来往大都之间竟然多达四五十天，从侧面说明了通惠河航运效果已经严重下降。并且这一年，通惠河水站被撤销，至元三十年设立至至大四年裁撤，总共延续了18年。显而易见，通惠河漕运能力已经大不如昔。
元末历时八个月开修金口新河
坝河运粮规模有限，通惠河漕运能力下降，让通州至大都之间的漕运问题又显现出来。至正年间，元政府曾尝试开挖通州至大都之间的第三条运河——金口新河。至正二年正月，有大臣建议：“起自通州南高丽庄，直至西山石峡铁板开水古金口一百二十余里，创开新河一道，深五丈，广二十丈，放西山金口水东流至高丽庄，合御河，接引海运至大都城内输纳。”这一开河建议提出，遭到众大臣的反对。左丞相许有壬抵制尤为激烈，他列出几条理由，包括卢沟河不可航运，卢沟桥距京城二十里，而通州距京城四十里，若可行船，不会在通州设码头；金时卢沟河因金口河在城北，对中都影响不大，今则在大都新城之西南，一旦大水，影响都城；金口河地形高下不同，若不作闸，则水泄导致河道浅涩，若作闸，则水性浑浊，必导致淤塞，挑浚无穷。郭守敬开通惠河别引白浮泉水，而不用卢沟河水，说明此水不可用于漕运。此时，脱脱为中书右丞相一意孤行，力排众议，决定采建议，兴工开河。元顺帝至正二年二月，元廷征调民夫十万，开修金口新河，当年十月竣工，历时八个月。
金口新河修成后开闸放水，出现了预料不到的事情，“水至所挑河道，波涨潺汹，冲崩堤岸，居民傍徨，官为失措，漫注支岸，率不可遏，势如建瓴，河道浮土壅塞，深浅停滩不一，难于舟楫。其居民近于河者，几不可容”，在大都顺承门西南两岸，受迫害严重，“大废民居房舍、酒肆、茶房，若台榭虚墓。”脱脱闻报水情，急忙命人堵闭闸口。此次开金口新河失败，引起官民巨大反响，朝廷杀掉了建议开河的大臣，平息众人愤怒。
据《析津志辑佚·属县·宛平县·古迹》记载：金口新河“东南至董村、高丽庄、李二寺运粮河口。”《北京历史地图集》认为金口新河河道即今萧太后河，其上源取自浑河，引水口在今门头沟区三家店附近左岸，东南行至今石景山区麻峪村处，与金代金口河重合，至金中都城北，大都城丽正门南，向东南方向开挖新河道，出今北京左安门，经今朝阳区八里河村，至十里河村附近接上辽时萧太后运粮河，然后沿萧太后河直达高丽庄入白河。
明代有三里河通漕计划
明初定都南京，永乐皇帝登基后迁都北京。京城王公贵族、文武百官、京师和长城沿线驻扎大量军队，需要大量粮食供应，正如《天府广记》所说：“京师百司庶府，卫士编氓，仰哺于漕粮。”
明代继承金元漕运制度，利用京杭运河从江南和中原等地运粮到北京。由于元代坝河、通惠河等河流均已废弃，无法利用，故明代中前期，漕粮运抵通州张家湾后，再陆运进北京仓和通州仓。
由于陆运成本高，很多大臣建议开凿通州至北京的通惠河以及其他运河。明宪宗时，为将漕粮从通州运至北京城，曾有利用其他河道开凿运河的计划。成化七年十月，尚书杨鼎、工部侍郎乔毅上疏奏请开通通惠河。与此同时，还有人提出开挖三里河的建议：“於三里河从张家湾烟炖桥以西疏挑二十里，湾泊粮船，以避水患者，二事俱未施行。今此河道通流，其水约深二尺，不劳疏挑，惟用闸蓄水，令运粮卫所每船二十五只造一剥船，自备米袋，挨次剥运，如此，则运士得省脚费而困惫少苏矣。”明宪宗命杨鼎、乔毅考察通惠河、三里河等河道。据《明实录》，二人实际踏勘元代通惠河河道遗址，也考察了三里河。二人这样描述三里河河道：勘得城南三里河至张家湾运河口袤延六十余里，旧无河源，正统年间因修城壕，作坝蓄水，虑恐雨多水溢，故於正阳桥东南低洼处开通壕口以泄其水，始有三里河名。自壕口三里至八里始接浑河旧渠，两岸多人家庐舍、坟墓，流向十里迤南全接旧河，流入张家湾白河。
文中说三里河自壕口至张家湾为六十里，今在地图测量，从正阳门沿萧太后河旧河道至张家湾，约30公里，与古籍记载完全符合。另雍正《畿辅通志》引述明嘉靖时大臣桂萼对金口新河河道的记载：“正阳门外东偏，有古三里河一道，东有南泉寺，西有玉泉庵，至今基下俱有泉脉，由三里河绕出慈源寺、八里庄、五箕、花园一带，直抵张家湾烟墩港，地势洼下，故道具存，冬夏水脉不竭。见今天坛北芦草园、草场、九条巷，其地下者俱河身也。”
针对开通三里河以行船通航的建议，杨鼎、乔毅认为三里河不具备通漕条件：“今若用此河行船，凡河身窄狭淤浅处，必用浚深开阔，凡遇人家房垣坟所必须折毁挪移，且以今宽处一丈计之，水深二尺，苦散於五丈之宽，止深四寸，况春夏天旱，泉脉易干，流水更少，粮船剥船俱难行驶，兼且沿河堤岸，高者必须铲削，低者缺者必须增筑填塞，又有走沙急湍处，俱要创闸派夫修挑，傥水浅少，又须增引别处水来相济，若引西湖之水，则自河口迤西直至西湖堤岸未免添置闸座，若引草桥之水，必须於大祀坛边一路创造沟渠，亦恐有碍。况其源又止出彰义门外玉匠局等处，马跑等地泉亦不深远，大抵此河天旱，则淤壅浅涩，雨涝则漫散冲突，徒劳人力，卒难成功，决不可开。况元人开此河，曾用金口之水，其势汹涌，冲没民舍，船不能行，卒为废河，此乃不可行之明验也。”
至此可知，明代的三里河即元代的金口新河，也即今天的萧太后运粮河。
（作者为北京物资学院大运河研究院副院长，感谢通州区政协教文卫体委员会支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