04版：文化
张家湾古城遗址与前方的通运桥一起，被批准为市级文物保护单位。（资料图）
通运桥上的石狮栩栩如生。
曹雪芹雕像矗立在萧太后河畔。
刘福田
在历史上，通州地区的古城不止一个，而是有通州、路县、漷县、张家湾这四个。其中，张家湾最为特殊。从行政区划讲，张家湾连个县都不是，但其规模却仅比通州城略小。至今残存的城墙和修复后的南门，都佐证了这个小城曾经的辉煌。
通州几个古城的兴衰各有其因。张家湾因漕运兴而兴，也因漕运衰而衰。自辽代开始，张家湾就是运河之畔最繁忙的码头之一。至今张家湾镇还有皇木厂村、砖厂村、北马头村等因漕运而形成的村落。
辽代，潞河漕运日益重要，萧太后开挖运粮河，自辽东辽阳输送大量粮秣以供应京城，漕粮从营口入渤海，到天津沿潞河一线转运，在今张家湾转萧太后河入京师，那时候的张家湾就开始成为漕运枢纽。
萧太后运粮河入潞河口之所以选在张家湾，就因为张家湾正好是潞河上游众多河流交汇的地方，是以今张家湾以南河段，又叫泗河。四河在此汇流，其南侧东畔还有夏谦泽，西畔有皇家开展“捺钵”（游牧行营）文化的延芳淀，两处水面广阔，可用作运河水量调节和漕船停泊。
张家湾成为北运河上的漕运枢纽，在这里建有码头，附近还建有几处供皇家“捺钵”需要的粮仓，如今张家湾镇辖村苍上村，在辽代就是皇家御用仓储地。而南来北往的船只在此停靠，也使张家湾繁华起来，张家湾镇内一街两巷商铺林立，达500余家，“日日为市、弦歌相闻，最称繁盛”。山西商人曾在张家湾建有山西会馆，曹雪芹家人曾在张家湾花枝胡同开有当铺，由此可见张家湾在古时的繁华景象。
张家湾因万户侯张瑄得名
潞河河道人工疏浚，有据可考是从金朝肇始。当时萧太后运粮河上游河道（北京至通州段）早已淤塞，漕船只能在张家湾卸船改陆路转输，其艰难困苦状况可想而知。
由此，开辟通州至中都（金朝北京名）的水路漕运又被提上了议事日程。萧太后运粮河淤塞，水源也不够充足，重新疏浚工程量巨大。权衡之下，金人选择了流经通州城北的另一条河道——高梁河东支，原是为灌溉大片田地而开凿。
如此，张家湾在北运河上的漕运枢纽地位似乎被通州取代了。但实则不然，因张家湾拥有四河交汇的地理优势，河口位置可以人为选择，潞河河道支持漕运的水量却难以改变。且张家湾南邻大片水泊夏谦泽和延芳淀，不仅可以调节下游河道的水量，还是漕运船只停泊的天然港湾。所以当时张家湾仍然是北运河漕运的重要枢纽之一。
蒙古崛起金朝灭亡，金中都变成了元大都，北京从此更成为全国统一政权的首都，运河漕运也开始了它的鼎盛时期。不过，元代之前，张家湾的名称无史料记载。
今张家湾附近土桥、大高力庄、牌楼营等村，都发现有面积不等的汉墓，里二泗村南更发现达36万平方米的大型汉墓群，足以说明这一地区起码在汉代就有人类在繁衍。当地老人介绍说，漕运开始后，附近村民看准商机，在河岸两边建房设店，形成规模，渐成村落，大家遂把当时的张家湾地区称为长店。元朝在北京立都之初，大都因蝗灾急需从江南调运大量粮食，《元史》记载，至元十六年（1279年），海盗出身的万户侯张瑄等自东南“造平底船六十只，运米四万六千石，从海道至京师”。海运漕粮到天津海口，沿辽时运河故道向大都转输漕粮，但船到长店再也无法上行，一来里河失浚，再者水量不足，所以漕船只能在长店泊岸，漕粮改由陆路向大都转运。
当年张瑄手握海运重权，为了向元朝统治者表明忠心，曾经将族属迁到长店，并在长店设立海运船队总部，使长店成为重要的码头和物资集散地。正是因为张瑄，此地开始被称为张家湾。
筑城花了皇帝三万两
或者因为张瑄的这次救急太有名了，或者因为这一次的场面特别壮观，人们从此只知张家湾而不记其前了。
元朝以大都（今北京）作为国都，对北京城的建设是划时代的，北京作为全中国的首都从这时开始。北京历来有“漂来的城市”之说，这一说法并不夸张，元朝在北京立都之初，大量的建材和物资都要从南方调运，当时所有货物都只能在张家湾上岸，所以通州还有“先有张家湾，后有北京城”一说。
元大都作为皇朝首都，漕运问题必须得到根本性解决，开凿贯通南北的京杭大运河势在必行。元至元十八年（1281年）从开凿山东济州河开始，到元至元三十年（1293年）开通自北京到通州张家湾的通惠河，元代京杭大运河全线通航，漕船可由杭州直达元大都，张家湾在北运河上的漕运枢纽地位愈加突出。
元末明初又一次改朝换代，北运河里河（通惠河）再一次淤塞停用，张家湾在北运河上的漕运枢纽地位却愈加显赫。明朝开国之初定都南京，时间耽搁了数十年，明成祖朱棣迁都北京后，又掣肘于既得利益官僚的阻挠，京杭大运河通州到北京的里河漕运，一直没有得到恢复和重启，张家湾就成为漕运的北端。由于古代水路运输比之陆路更加重要和不可替代，张家湾的繁华甚至超过了在它上游作为州治的通州城。史地民俗专家王永斌在他的《历史上的京畿码头——张家湾》一文中描述：“官船客舫，骈集于此，弦唱相闻，最称繁盛。”明代两位著名作家冯梦龙和凌蒙初合著《三言两拍》，其中也有多篇故事背景涉及张家湾，诗称“张湾千载运河头，古垒临漕胜迹稠”，大体上说明了张家湾当时的繁荣景象。
明嘉靖七年（1528年）巡漕御史吴仲重浚通惠河，将元代通惠河普济闸以下河道改由通州城北入潞，张家湾作为北运河漕运北端的地位才被改变。北运河漕运北端码头移至通州城东北，用意仍是水陆运输两者兼顾，但张家湾作为北运河上的漕运枢纽地位仍然没有动摇，这种状况直到张家湾上游运河改道。
明朝中期国力渐弱，塞外蒙古各部却死灰复燃，多次突破长城入袭中原，明英宗“土木堡之变”后，明朝已对北方民族转入守势。嘉靖二十九年（1550年）十万蒙古骑兵再次突破古北口长城，兵锋指向通州一带，当时通州已有城池，张家湾却没有城池可守，于是蒙古骑兵避开通州城绕道河东一线扑向张家湾。张家湾建有通济仓，此时正有大量屯粮，如果这里被蒙古骑兵占领，存粮为之劫夺，敌兵获得粮饷补充，北京城的危险就更大了。幸得“都御史王竱驰至通州，收艚舟舣潞河西，勿使为寇用。寇屯河东二十里孤山、洳口诸处，阻水不得渡”（《读史方舆纪要》），张家湾的粮仓才算保住了。
《明史》记载：此次惊险过后，王竱给嘉靖皇帝上书，建议在张家湾建造城池以保此处粮仓不失，时任顺天府尹的刘畿，也上书称在张家湾“建城便于保卫，利于固守”，要求在张家湾筑城。皇帝连接两道上书，也意识到了问题的严重性，决定抢筑张家湾城以保这里的粮仓，诏令顺天府丞郭汝霖、通判欧阳昱负责工程建设。建筑材料不够就四处搜罗，经费不足就自己带头从伙食费里捐款，抢筑张家湾城拆毁了前朝通惠河废弃的河口石闸，还用掉了嘉靖皇帝三万两的伙食费。
张家湾城建成时间是嘉靖三十一年（1552年），落成后周长约3公里，城墙高6米，厚3米有余，虽比不上通州城规模宏大，也算得上是一座比较坚固的城池了。为保卫城池，明朝委派守备一员、驻防营兵500人。
明代在此设多个衙门
张家湾城南临萧太后河，其南门外的通道就是河上的一座木桥，但城建成后交通压力很大，木桥时坏时修。直到万历三十三年（1605年）才在一位叫张烨的官员资助和倡议下改建石桥，桥体全部用长条花岗岩砌成，这就是今天还基本保存完好的通运桥。通运桥因建在萧太后河上，也叫萧太后桥，至今仍可使用，并与张家湾古城遗址一起，被批准为市级文物保护单位。
明朝在张家湾设有大通关、巡检司、宣课司、提举司等。据明史记载，从永乐年间开始，朝廷因为漕运商业需要，在张家湾建许多“塌房”，即官家出租给客商的货栈。朝廷还在此设有宝源与吉庆二榷税、皇店、通判都司以及盐仓批验所等官署，在它周边储存和加工物资的地方很多，如皇木厂、木瓜厂、料砖厂、花板石厂、铁锚厂、盐场等等，这些地方后来渐成聚落，今皇木厂、瓜厂、砖厂、盐滩等村都因此得名。
城内还有山西会馆，位于十里街东侧，明代是关帝庙，清乾隆间重修后改为山西会馆，后来在此开办学校，就是现张家湾中学的前身。学校规模扩大后，还占据了城里另外一座寺庙。
从绘制于清朝的《潞河督运图》可以清晰看到，张家湾下游河道比较宽阔，水量充沛，而上游河道就相对狭窄。“潞河督运”的本意，正是要对进入这一段河道的船只实行管控。漕船通过张家湾驶入上游，要经由督运者同意；漕船到土、石二坝缴纳漕粮，也有严格的时间限定，在规定的时间内必须驶出，后来的漕船才能驶入。饶是如此，张家湾上游河段船只还非常拥挤，这就是当时的通州八景之一：万舟骈集。
也是在清朝乾隆年间，曹雪芹的朋友敦诚乘舟去香河路过张家湾，写了一篇《游雀林庄记》，他在文中这样描述张家湾：“耳听船夫吴歌软语，眼观岸边货物堆积如山。”
沿运河往来京城的达官显贵、商贾行旅都要在张家湾上下船，张家湾城中商铺、客栈林立。据《通州志》记载，清中期张家湾城内还有会商30多家，甚至还有3家当铺，其中就有曹雪芹家所开设的曹家当铺。
清代在张家湾仍设通判、都司等管理漕运事务的官署，康熙三十四年（1695年）还把原设于通州的潞河水马驿归并到张家湾和合驿。
盛也漕运，衰也漕运
依仗漕运枢纽的位置，张家湾的重要性和发展状况一度与州治所在的通州城比肩，甚至有超越之势。
就运河漕运而言，应该说张家湾比通州城更胜一筹，但张家湾的发展主要靠漕运，而通州城却胜在水陆兼济，且通州城还是北京城的东大门，这也是通州地区历史上有过四座古城，最终只有通州城保持下来的主要原因。
张家湾因漕运兴起而兴盛，却也因漕运停止而衰落。北运河停漕是在清光绪二十七年（1901年），张家湾却赶在停漕之前就失去了其枢纽地位，而且还失得彻底，别说枢纽，甚至和漕运都没了关系。
嘉庆七年（1802年）京东大水患，上游洪水导致北运河改道，河道在张家湾上游甩尾东去。一夜之间，一直作为北运河漕运枢纽的张家湾远离了运河。曾经在此汇流的河流沿故道向东汇入新的北运河，张家湾迤东的运河故道只能用来运盐，河道变窄，慢慢地就被人称作小盐河了。
运河改道，张家湾在北运河漕运上的枢纽地位骤失。至光绪二十七年，天津到北京的铁路开通，北运河停漕，通州城也开始衰落，并由州降级为县。此后，张家湾的命运就和通州的命运融为整体，随着现代陆路交通发展，通州陆路通衢天下的优势又渐渐显现，京津唐、京沈等高速公路和京津高铁等的修建，使通州成为通往华北东北、东北和天津的交通枢纽。
漕运文化也在张家湾留下了厚重的印记。辽代的萧太后运粮河、元代的通惠河河口闸遗址，还有古城墙、通运桥、漕运来的巨石、600年的皇木厂古槐等，张家湾历史遗迹不少。
虽然张家湾是因漕运兴起的古镇，但其人文历史不止漕运。在张家湾流传着一个“九缸十八窖”的传说，说是这里一座寺庙的老方丈为后人埋下了银子，以备庙宇败落后重新修建。传说中的银子还没有被发现，但1981年在张家湾附近的烧酒巷村，已发掘出土了一大窖汉代五铢钱，总重量足有一吨之重。1992年在张家湾又发现曹雪芹“墓葬刻石”，这使它又成为红学家们关注和研究的焦点。
曹雪芹“墓葬刻石”出土于张家湾村西“大扇地”曹家坟，在清史档案中可以查到，曹家“通州典地六百亩，张家湾当铺一所，本银七千两……”在张家湾古城，还有曹家当铺、染坊、盐店和曹家井等遗迹。尽管红学界对曹雪芹“墓葬刻石”真伪存在争议，曹雪芹与张家湾的密切关联却不容置疑。
此外，张家湾古城原在古延芳淀北岸一侧，辽、金、元皇家“捺钵”文化也与它有着千丝万缕的关系，今镇域南部更辖古延芳淀的大部范围。未来，这些厚重的历史文化也将为张家湾发展增添更多引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