04版：文化
地处西城区魏染胡同的京报馆，是著名报人邵飘萍所创《京报》的办公地旧址，这里是马克思主义传播的重要阵地。记者 曲经纬文并摄
在西城区古朴幽静的魏染胡同中部，有一座坐东朝西的灰砖二层小楼，这里是早期传播马克思主义前哨——京报馆旧址，也是“一支笔抵过十万军”的著名新闻工作者邵飘萍的故居。历经近百年沧桑，报馆楼门上方邵飘萍亲笔所题的“京报馆”三个大字至今仍清晰可见。它们见证了那个动荡年代“铁肩辣手”的时代良心。
今年6月1日，京报馆旧址修缮提升后首次对公众开放，正在举行的主题展览讲述着党的新闻事业发展历史和北京地区报业发展源流脉络。据策展方北京日报报业集团京报馆展陈大纲主创人员依旺介绍，此次京报馆共展出实物212件，历史图片216幅。其中，涉及《京报》和邵飘萍的图片有130幅，首次展出展品有50多件，包括报纸版面、血衣等实物，信件和聘书等文件档案，报道手稿及书法作品等四大类。
“我们从3000多件邵飘萍遗留物品中精挑细选，并按照老照片复原了二层小楼格局和邵飘萍起居室、书房，连书箱上的字迹也细细推敲，多方询证。”依旺说。就这样，耗时一年多，一人一报一馆的纪念模式将邵飘萍与黑暗年代抗争的故事置入红色背景，沿着长达265米的展线游览447平方米的展厅，走进百年报业和传奇报人的一生。
一座报馆述说《京报》沉浮
在鳞次栉比的平房中，京报馆的建制明显不同：临街正立面是西洋古典式砖壁柱装饰，二层可见一圈女儿墙，一层正中央即是塔司干柱式门廊装饰的大门。头回路过此地的人往往会被楼门上镌刻的“京报馆”三个大字所吸引，进而萌发探寻这家老报馆前世今生的想法。
京报馆是民国时期中国北方唯一的报馆自建馆舍，与上海《申报》齐名的《京报》在此运营19年，经历“三开三闭”。在报纸彻底休刊长达近半个世纪后，京报馆旧址于1984年被列为北京市文物保护单位；2018年，西城区搬迁京报馆内住户，并对文物本体进行修缮；直到2021年“建党百年”之际正式对公众开放。
“铁肩辣手”是京报馆的魂。推门而入，“铁肩辣手”四个大字嵌于影壁墙上，这是邵飘萍一生的信念和实践。据邵飘萍之孙邵澄讲述，“铁肩担道义，辣手著文章。”这两句诗出自明朝嘉靖年间名臣杨继盛之作，邵飘萍非常推崇这两句诗，于是挥笔书写“铁肩辣手”四字悬于报社墙上，用于自勉也勉励同仁。
穿过大门可直接来到楼后的四合院，正房、两厢房和倒坐房均为三间五檩，都是京报编辑部的一部分。“在报馆时期，小楼一层是传达室和负责报纸销售及刊登广告的经营所，二层则是编辑部和经理室，编辑部里摆着两张黑色的长桌供编辑们工作。”依旺解说道，“当年，报纸编好后，报样就被送到窗外的四合院内排版、校对，然后在自设的昭明印刷局印刷。出报后，报差将报纸送到北柳巷的报房里，再从报房发给卖报的小贩们。”
沿着木质楼梯走上小楼二层，北屋还原了老照片中邵飘萍办公室的场景。触景生情，不禁思及京报馆往事。仿佛邵飘萍身穿一席长袍，时而坐在乳白色的沙发上看报，时而起立向百叶窗外凝望，时而伏案撰写讨伐军阀的檄文……时光倒流103年，正值北洋军阀统治时期，帝国主义侵略和封建军阀连年混战令国家遍体鳞伤。32岁的邵飘萍辞去《申报》驻京特派记者一职，决心自己办报，以笔为枪，宣传真理，抨击邪恶，唤醒人民的觉悟。
1918年10月，邵飘萍创办的《京报》诞生了。《京报》的创刊词掷地有声：“时局纷乱极点，乃国民毫无实力之故耳”“必从政治教育入手，树不拔之基，乃万年大计，治本之策……必使政府听命于正当民意之前，是即本报之所为作也！”
起初，京报馆位于前门外三眼井38号，后迁到琉璃厂小沙土园胡同。1925年10月，因报馆房屋窄小，京报馆迁到了魏染胡同。
《京报》吸引了邵飘萍招揽的一众进步文人，除了其夫人汤修慧外，还有文学家、思想家鲁迅，才女石评梅，“中国副刊之父”孙伏园，著名戏剧评论家徐凌霄，以及创刊元老吴定九和潘公弼，他们形成了《京报》的“最佳阵容”。
铁肩担道义，辣手著文章。《京报》问世后，讲求新闻的时效性，注重时政报道和评述，反帝反军阀旗帜鲜明，很快在读者中树立起正义与进步的形象。办报不到一个月，《京报》的发行量就从300份增至4000份，最高时达到6000份。
“这在当时的北京是首屈一指的。”依旺说。除了每天出两大整张报纸外，《京报》还相继出版了《京报》副刊、《莽原》等十多种副刊。至今脍炙人口的众多名篇，如《灯下漫笔》等杂文、小说，都是通过《京报》副刊发表的。
一座报馆述说《京报》沉浮。作为民国早期的进步报纸，《京报》坎坷的命运令人唏嘘。1919年，《京报》因支持“五四运动”被皖系段祺瑞政府查封；1926年，又因邵飘萍以身殉职被查封，此后由邵飘萍夫人汤修慧等报人苦苦支撑，最终于1937年彻底关闭……
在它屡屡遭受打击的过程中，邵飘萍亲笔写下“报馆可封，记者之笔不可封也；主笔可杀，舆论之力不可蕲也。”就在这乱世抗争中，中国共产党领导的红色新闻事业已经开始破土发芽，诞生成长。如今，95岁的京报馆旧址已经成为生动的党史教育基地，提供丰富的红色文化素材。
一份《京报》成为爱国运动思想阵地
京报馆中，展出了《京报》报样80余件，虽然为旧报纸翻印的照片，但泛黄的色彩指引参观者触摸历史，从一篇篇报道中感受那个乱世年代的记者担当。
《京报》直接推动了五四运动。
1919年，巴黎和会关于山东问题的无理决定传到中国后，全国人民怒不可遏，纷纷举行集会表示强烈反对。《京报》于1919年5月2日撰文疾呼：“山东存亡的问题，就是全国存亡的问题，这不是晴天霹雳，同胞应该一齐惊醒的么？”
1919年5月3日晚，邵飘萍以《京报》社长身份在北大法科礼堂发表了慷慨激昂的演说：“现在民族危机系于一发，如果我们再缄默等待，民族就无从挽救而只有沦亡了，北大是最高学府，应当挺身而出，把各校同学发动起来，救亡图存，奋起抗争。”在场学生悲愤交加，纷纷上台发言，声泪俱下。北大学生谢绍敏当场咬破中指，裂断衣襟，血书“还我青岛”，悬于会场前台，表示反帝爱国决心，大家纷纷要求严惩卖国贼曹汝霖、章宗祥、陆宗舆。
次日，3000余名学生走上街头举行声势浩大的示威游行，轰轰烈烈的五四爱国运动揭开了中国近代历史上新的一页。“《京报》对于这场伟大运动起到了直接推动作用。”京报馆展陈项目负责人郭坦指着展厅里的报样对记者说，1919年 5月6日，二版《坚持到底》《速释学生》的文章标题至今醒目。“从5月4日起直到5月末，《京报》就没停止过报道，一直呼吁国民奋起，与英日帝国主义决斗。”
邵飘萍不仅以《京报》为阵地支持学生运动，还派出记者报道工人运动。
1923年2月1日，京汉铁路总工会在郑州举行成立大会，遭到军阀吴佩孚的武装阻挠，为表抗议总工会发动了总罢工。罢工期间，《京报》密切关注着工人斗争的发展，与中共党组织保持密切联系，派出摄影、文字记者多方采访。
橱窗中的报纸展现了当年的史实：2月5日，《京报》以《京汉路工人昨午起大罢工》的大字标题发布消息；2月7日，《京报》刊发各界人士支持工人斗争的宣言及通电。震惊全国的二七惨案发生后，《京报》以醒目的大字标题刊出《昨日长辛店枪击工人大惨剧》一文，报道了惨案发生的经过和工人浴血搏斗的情况。3月9日，《京报》又刊出《第三国际慰问京汉路工》的消息。之后，《京报》冒着五四运动后再次被查封的危险，从舆论上和道义上给罢工失败的工人阶级以支持。
“这一时期的《京报》本着对光明和真理的追求，通过纸和笔与革命先驱者们一起冲锋陷阵，成为中国共产党有力的思想传播阵地。”郭坦说。
一份特刊传播马克思主义
在复原的邵飘萍办公室，1923年5月5日《京报》出版的《马克思纪念特刊》置于玻璃展示柜中，足有四大版。当天是马克思诞辰105周年纪念日，《京报》详细地向读者介绍了马克思的生平及学说。“这在当年是明目张胆宣传马克思主义，很容易被扣上赤匪的帽子啊！”一位参观者感慨道。那么邵飘萍与《京报》为什么要冒这个险？又是如何走上马克思主义道路的呢？
1919年，《京报》用舆论声援学生和各界的反帝爱国运动引发了反动当局的极大恐慌，北洋军阀政府以“扰乱京师治安”“侮辱政府”为名下令缉捕邵飘萍，并查封了《京报》。
迫于局势，邵飘萍不得已东渡日本。在日期间，他想方设法寻找马克思著作日译本，白天工作，晚上研读。展厅首次展出了一张邵飘萍的大照片，照片中他坐于椅上，书搭在膝间，身后书架上就摆着马克思像。“这是我们从邵氏家人提供的3000多件遗留物品中挑选出来的，新闻学泰斗、中国人民大学教授方汉奇曾用放大镜将照片中书架上171本书的书名一一研究，查明涉及政治学、经济学、社会学等诸多领域，足以说明邵飘萍对马克思主义是真诚信仰。”郭坦说。
不光学，还自己写。在不到一年时间里，邵飘萍写成《综合研究各国社会思潮》和《新俄国之研究》两部专著。当时，国内缺少系统而客观宣传社会主义以及介绍新俄国的专著，邵飘萍的这两本著作一经问世便引发关注。“毛泽东在创办湖南自修大学时，教学参考书中就有《新俄国之研究》一书，足见当时的社会影响之广泛。”郭坦说。
邵飘萍从日本回到北京后，四处奔走设法复活《京报》。1920年9月，在李大钊等人的全力协助下，《京报》得以复刊。此后，《京报》以崭新的面貌成为北方地区最令人瞩目的革命舆论阵地之一。
1922年苏维埃社会主义共和国联盟（苏联）成立一周后，《京报》以《苏维埃国大联合正式成立》为题加以报道，后又陆续刊登多篇文章对苏联的政治、经济、社会情况加以详细报道。1923年5月5日，《京报》以四版篇幅出版《马克思纪念特刊》，免费赠送读者，在当时堪称破天荒的举动；1924年3月30日，《京报》又发行了一期《列宁特刊》……
此时，中国共产党已经成立并积极开展各项斗争，邵飘萍与北京的共产党组织成员交往甚密，《京报》开始积极配合共产党的活动，凡《京报》宣传有关中国共产党人的重大活动，或介绍马克思主义和苏俄的文章，邵飘萍都亲拟标题、安排版面。中国共产党中央机关刊物《向导》周报创刊后，每一期的详细目录都在《京报》以广告形式刊登，并配有热情洋溢的文字加以推介。
“《京报》这块阵地，已不再满足于一般的宣传报道，而是以实际行动投身到中国社会大变革的斗争激流中，积极主动地配合中国共产党北方组织工作。”郭坦说。
一张照片见证赤胆忠心
京报馆的办报风格影响了一代人。展厅中展出了一张合影——北大新闻学研究会合影，其中就有邵飘萍。
1918年10月，“北京大学新闻学研究会”成立，这是中国第一个新闻学研究团体，邵飘萍被聘为讲师，此后每周日都去北大红楼讲授一小时课程。“他不是随便讲讲，而是边讲边总结边写教材，是成体系的。”郭坦示意记者看展柜中邵飘萍《新闻学总论》《实际应用新闻学》等著作。
除了讲解新闻学专业知识，邵飘萍还讲授关于劳工运动、工人疾苦、同盟罢工的调研报道。比如，他曾经给学生开列过多达29项的调查研究纲目，希望学生们能在深入采访中了解社会。为了提高学生的政治素质和业务能力，他专门邀请北京大学图书馆主任李大钊讲演社会问题，为学生创办练笔的园地《新闻周刊》，帮助学生们在实践中成为有用之材。
听课的学生中有不少进步青年，其中就包括毛泽东。那一时期，毛泽东与邵飘萍有过很多交往，曾多次造访邵飘萍位于北京羊皮市的家。回到湖南后，毛泽东创办了《湘江评论》。《新俄国之研究》一书就被毛泽东所办的“湖南自修大学”列为教学参考书。
邵飘萍不畏强权、秉笔直书，对军阀、政客毫不留情的风采，对年轻的毛泽东产生了巨大影响。美国记者埃德加·斯诺著写的《西行漫记》中就有一段毛泽东对邵飘萍的评价：“特别是邵飘萍，对我帮助很大。他是新闻学会的讲师，是一个自由主义者，一个具有热烈理想和优良品质的人。”
一件血衣记录烈士慷慨就义
在邵飘萍事迹展览终章，“血衣”展柜展示着长袍以及米色长裤，这是邵飘萍牺牲时身上所穿衣物复制品，裤子上星星点点的暗色印记是邵飘萍烈士洒下的血渍。
1925年11月至1926年4月，邵飘萍带领《京报》集中火力抨击帝国主义和段祺瑞、张作霖等反动军阀。这一时期的《京报》不乏各种有关郭松龄、张学良等奉军进步高级将领的报道。“这是在鼓励和策反进步高级将领，为革命舆论造势，说明《京报》还在做统战工作。”依旺有感而发。
赤胆忠心，宁死不屈。为了收买邵飘萍，张作霖曾汇款30万元堵他的嘴，然而，邵飘萍将钱如数退回，并气冲冲地对家人说：“这种钱我不要，枪毙我也不要！”邵飘萍继续在报纸上抨击奉系与日本帝国主义勾结，使张作霖恨之入骨，最终逮捕并杀害了邵飘萍。
展柜中还陈列着几份重要文献——“毛泽东批复邵飘萍为烈士的请示文件”以及“中组部批复邵飘萍于1925年入党的认定文件”。邵飘萍是一名中国共产党秘密党员，可直到他死后60年，他的共产党员身份才正式揭晓。
1920年，邵飘萍自日本回到北京后，就开始与李大钊、邓中夏、罗章龙等中共早期领导人接触来往。1925年，邵飘萍秘密加入中国共产党，关于这件事，毛泽东的同乡好友、曾任中国革命博物馆顾问的罗章龙回忆说，邵飘萍是由他和李大钊介绍入党的，但是因为邵飘萍有很大的社会影响力，故而隐藏其党员身份。
关于邵飘萍的共产党员身份因为李大钊牺牲，只有罗章龙作为“孤证”，因此一直以来都存在争论。直至 1986年7月，中共中央组织部在批复浙江省金华市委的报告中，承认了邵飘萍的党籍，入党时间为1925年。至此，邵飘萍是中共秘密党员这一身份才有了定论。
时光荏苒，沧海桑田。一生40载，邵飘萍和他的时代已经远去，但一个有血性、有风骨的进步报人形象同京报馆一同留下了，追求真理和改造社会的宝贵经验也留下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