04版：热点
通州区博物馆的镇馆之宝——军粮经纪密符扇。记者 党维婷/摄
《蓟襄驰道示意图》
《八里桥之战》版画
本报记者 曲经纬 张丽
您有多久没去博物馆了？今天是国际博物馆日，北京城市副中心首家博物馆——通州区博物馆推出“藏品架起沟通的桥梁”主题活动，将有特色的展览送进社区，同时邀请更多社区居民走进博物馆，通过一件件珍贵的藏品，感受这座千年古城的悠悠历史。
通州区博物馆共有2000多套藏品，将近6万个单件，涉及石刻、瓷器、陶器、契约、铁器、匾额以及印记城砖等多门类。其中不乏珍贵文物，诸如全国独一份的军粮经纪密符扇，还有见证了八国联军入侵的燃灯塔风钟、乾隆三十八年的金砖以及大量不同形制的石刻等，无一不在述说通州悠久历史与辉煌文化。丰富的文物馆藏见证着这座历史古城发挥军事重镇、漕运枢纽、对外交往等方面重要的历史作用。
一座馆浓缩一座城，记者走进通州区博物馆，带您一起见证两千年古县变身城市副中心新城。
历史古城
通州因“路”而生还建有长城
一进通州博物馆展厅，一副《蓟襄驰道示意图》迎面可见。这张图展示的是蓟襄驰道穿通州旧城以北而过，这条古道是秦时所建位置最北也是最早的“国道”，跟如今的京哈高速基本重合，是秦朝中央遥控辽东地区的交通动脉。通州区博物馆馆长郑旭升说：“在人类历史上,交通路线的开辟向来与人类的活动相生相伴,其中又以陆路交通的发祥最为久远，秦始皇所修蓟襄驰道是通州城得以延续千年历史的基础。”
“提到蓟襄驰道，不得不提它的前身燕山南麓大道。”首师大历史学院副教授、首师大北京文化带研究院特约研究员王铭说。自有记载以来，蓟城（今北京）便有四条交通干道沟通四方：西北居庸关大道，东北古北口大道，西南太行山东麓大道，东方还有一条连接蓟城与渤海湾的山海关大道，即燕山南麓大道。
“北路饶长风，方舟成奄泊。迟迟通路亭，弥弥活水曲。”这首明代王问的《杨村驿与镇山秉烛言怀》五言诗中提到的“北路”，便是指燕山南麓大道,在这条大路上,坐落着新莽时期的“通路亭”,即西汉时期称为“路县”，东汉时期称为“潞县”,正是今通州。
亘古至今，城市的发展与两个重要因素密不可分，一是水源，二是交通。北京小平原的几大水系汇聚于此形成通州的母亲河潞水，为这座城的诞生奠定了基础。通州临水而建，因“路”而生，这也是通州最早以路县为名的原因。王铭说，这四条干道不仅是今北京城的前身蓟城形成的根本条件,也是通州地区得以持续发展、历久不衰的重要基础。
清晰讲述通州历史的，还有通州博物馆珍藏着的93合墓志。其中，历史价值最高者当属1983年于通州土桥砖瓦厂施工中出土的唐代孙如玉墓志。眼前的墓志艾叶青石制，正方形，边长47厘米，志盖四角线刻牡丹花朵，四坡面线刻十二生肖；志底四角刻“X”纹，内饰云纹。楷体墓志铭文言：“魂埋潞川，东有潞河通海，西有长城蓦山，南望朱雀林兼临河古戍，北有玄武垒至潞津古关，并是齐时所置……”
“这段志文告诉今人，今通州城是北齐所建，今域内曾筑有北齐长城，今北运河唐时已称潞河并明确其走向。这对研究今通州区历史地理、北齐长城走向提供了历史证据，填补了通州城变迁、北齐长城记载的空白，十分珍贵！”郑旭升说。
不走进博物馆还不知道，通州居然也有长城。
郑旭升介绍，馆藏唐代公孙封墓志，以及清代刑科给事中雷应禹墓志铭文均见证了北齐长城的存在。
北齐土长城遗址位于通州永顺镇窑厂村，始建于天保年间(551年-559年)，距今已有1400多年历史。据推断，古时应高7至8米，今残高4至6米，宽处13米，窄处近9米。
据史料所载，南北朝时期，公元550年北齐建立，建都邺(今河北临漳县西南)，公元577年被北周所灭。北齐领地南与萧梁对峙，西同西魏、北周抗衡，东有渤海屏障，惟北惧柔然、契丹侵犯，于天保八年(557年)自昌平长城向东南依河而筑修起一条夯土长城，傍温榆河、潞河，经顺义、通州、武清，直至天津海河。隋统一后，长城失去了防御作用。明初开始，通州居民骤增，建房甚多，附近居民取土长城熟土烧砖。有窑工在土长城上建房成村，才保存下此处一段长城遗址。
“一边是长城，一边是潞水，自然与人工屏障相结合的地理区位，是历史上潞县城市自我保护的依仗。”王铭说。
“一支塔影认通州”，作为地标，始建于北周时期的燃灯塔直至今日仍在大运河畔守望。八角十三层高的燃灯塔斗拱飞檐，椽头上曾悬挂着2248枚精致铜铃，通州区博物馆就藏有100多枚。
铜铃学名叫“风钟”，馆藏风钟都是环顶、圆肩，大小尺寸略有不同，高的有17厘米，口径最大的有16厘米。
藏品中，有的风钟腰部刻有“修塔僧照盛”楷书字样，标明清康熙三十年（1691年）重建塔身工程是寺僧照盛主持。有的则刻有人名。郑旭升表示，当年寺僧为了重修此塔到处化缘，仅靠个人微薄的力量，一年化缘所得也修不完一层。当地官员得知此事，动员百姓、乡绅募捐“众筹”修塔，第二年便修缮一新，故而在风钟上刻有募捐者的姓名，有的还刻有寄语。
“作为通州地标，燃灯塔与塔内文物体现的是北朝以来潞县多元文化的融合，也是潞水对岸的西汉路县故城的延续和呼应。”王铭表示，“通州”取“漕运通济”之意，作为大运河北端一座重要的漕运仓储大码头，奠定了通州城市繁荣的基础。“从历史和现实看，通州都是宜居之地。”王铭说。
漕运枢纽
运河文物重现富庶漕运北首
“万舟骈集”是“通州八景”之一，所谓“舳舻蔽水”“弦歌相闻”，运河文化是通州最鲜明的标签。
在通州区博物馆珍藏着沉船、石权、修船工具、铁锚等大批漕运文物，无不默默诉说着当年这座漕运枢纽城市的盛景。其中，军粮经纪密符扇乃全国孤品，也是通州区博物馆的镇馆之宝。
一把扇子，写满各式各样的奇异符号，正反面共100个。据文史专家池源介绍，各地漕粮运抵通州后，官府会委派雇佣的军粮经纪人员加以验收。为防止勒索舞弊等情况发生，制定密符制度，每名经纪都有自己的一个密符。“每名军粮经纪在验收合格的漕粮袋上，会用上好的炭画上密符。监察官员随时抽查袋内的漕粮质量，合格便罢，有不合格的，则对照着粮袋上的符形，追根溯源，查出真实姓名，然后按照朝廷规定予以处罚。
池源说，元朝建立大都后人口大量增加，周围亦有大量驻军守卫，漕粮需求量很大。军粮经纪是应运而生的一种职业，并非政府在编人员，但信誉度极高，对于押运方与收储方都负有责任。“小小的折扇体现的是古人的军粮管理智慧，也是古人维护整条京杭大运河漕运秩序的智慧缩影。”池源说。
“先有张家湾，后有北京城”，说的就是大运河为建造北京城运来物资。馆藏20多块金砖就是此证。所谓“金砖”，指规格为二尺二、二尺、一尺七、一尺四见方的大方砖，并非真金制作，虽是泥土烧制，但因制作过程耗材耗时，价值堪比黄金，故称金砖，是中国传统窑砖烧制业中的珍品，专供宫殿等重要建筑使用。从故宫初建时起，这种由特殊工艺制成的金砖一直是紫禁城的专用品。
此前，通州区博物馆曾借出一块清乾隆三十八年所造金砖，在国家博物馆的“舟楫千里：大运河文化展”上展出。这块金砖是清代鼎盛时期所造，铭文精细，上到知府产地，下到工匠窑户，全部署名镌刻，可以看出，清代质量追溯制极其严格。
大运河不仅为北京城送来了金砖，还有金丝楠木、花斑石等基础性建筑物资，大量南方技艺、风俗、美食也传入京城。
馆藏文物里出现了一个老北京人都熟悉的品牌——大顺斋。该文物为大顺斋砖刻楹联，由8块砖组成，上首为“本斋专做细巧糟糕什锦炉食一应俱全”，下首是“本斋专做大小八件龙凤喜饼一应俱全。”记录着通州非物质文化遗产——大顺斋糖火烧入京的故事。
据大顺斋第17代传承人刘志国遍查史料整理，“1637年的一天，位于京杭大运河北段的古城通州，迎来了一条条运粮漕船，其中一条船上走下一家人，打头的便是一家之主刘大顺。这个来自上元（今南京）的回民商贩，看中了这里的繁华，便落下脚来。刚到通州，刘大顺一家人有些水土不服，出现了腹泻，于是他们便将自带的麻酱、红糖和在一起做火烧吃，用于温肚止泻，在制作时还添加了桂花之类的佐料，制作出来的火烧味道格外香甜，于是糖火烧诞生了……后来刘大顺在通州城内买下了两间门脸房，取名‘大顺斋’。至乾隆年间，生意渐旺，又在回民胡同买下五间门脸，两间为店，三间当作坊，经营糖火烧和南派糕点……”
如今，大顺斋的金字招牌已经在通州地界挂了三百多年，大顺斋的糖火烧更是作为“通州三宝”之一，成为城市副中心一张闪亮的名片。
历史上，像刘大顺这样“有眼光”的商家还有很多，作为漕运枢纽城市，运河北首，明清时期通州经济繁荣、商贾云集。有据可考，大运河畔晋、冀、浙、闽、鲁等商业会馆星罗棋布。
如今，看着大运河畔一栋栋商务楼宇拔地而起，颇有古今同辉的穿越之感。
军事重镇
冷兵器见证刀光剑影的通州
不仅经济文化等历史底蕴厚重，通州还是“上拱京阙, 下控天津”的“水陆之冲逵”，是名副其实的军事重镇。丰富的馆藏文物也彰显出古城的另一面。
通州区博物馆展示的战国青铜剑，说明先秦时期燕国曾有战事在此地发生；东汉初、北齐北周隋、唐初，潞县(今通州)曾先后三次成为渔阳郡郡治所在，可见此地作为北方军镇替中原王朝扼守北部边疆；北齐之时，修筑土长城直至渤海湾拱卫东部东北部防线，皆可佐证通州是军事重镇。
通州的门户地位，因金代北京正式成为封建王朝都城日益突出。通州区大运河研究会理事、北京物资学院教授陈喜波说，元代北京成为大一统王朝都城，大都的影响力远及海内外，通州作为东大门，经济上河海通运，江南地区的丰富物产因水运与海运的畅通源源不断经通州输入大都；交通上，从元代建立了以大都为中心覆盖全国的驿传系统，通州正好处在通联大都与东部地区的交通要道上，将中央政府的军政号令传布四方。在近700多年的时间里，通州得到历代统治者不断经营与葺治。
明清以后，通州的军事门户地位更加凸显。通州区博物馆收藏了三尊出土铁炮和400余枚铁炮弹，均为明清时期。据历史记载，多次惨烈战事发生在此，无一例外都是以攻占首都北京为最终目标的艰苦攻防战。
北蒙南倭是明代两大外患，北方蒙古瓦剌兵、后金兵数次入犯北京，通州城内粮仓存有供应首都与北部边防官兵的粮饷，是兵家必争要地。因此保卫通州，保卫运河，是保卫首都与边防的重要前提。
“明代通州地近边关，具有护卫北京要责，因此在通州地区共设有五个军卫。除通州卫外，还有神武中、定边、通州左、通州右四卫，用来拱卫京城。”陈喜波说。
此外，明朝开国大将徐达打下元大都后，命孙兴祖重修通州旧城城墙，至明朝正统年间在通州旧城西侧修一圈城墙，将大运西仓纳入其中，防御鞑靼、瓦剌等北方少数民族的袭扰，保卫粮仓。如今在通州区博物馆中还能看到张家湾印记城砖，据文史专家推测此砖应是备修缮北京、通州等城墙所需。
晚清后，通州作为运河水路通达之地与京城东面的最后一道门户，先后遭受英法联军侵华、八国联军侵华、日本帝国主义侵华的战争创伤与深重灾难。大时代变局中，京城遭受各国列强欺凌，而门户通州不得不首当其冲，在护卫京师脆弱的最后一道防线，上演了一幕幕可歌可泣的英雄故事。
在一片空旷之地，双方骑兵激烈混战……馆藏文物《八里桥之战》版画，生动还原了英法联军侵华时期八里桥大战的场景。
这幅版画为横版，版画下有一行英文，大意为“皇家龙骑兵禁卫军跟八旗兵在北京附近的遭遇战”。版画内容为双方激战的场面，大部分骑马作战，也有几人短兵相接，或是人仰马翻，可见战势之猛烈。
“1860年，英法联军海上集结，占领天津大沽炮台，经海河至北运河一路打到张家湾，清军在通州城西的八里桥拼死抵御，战事惨烈。”王铭回顾这段历史说道。
这幅馆藏版画来之不易。郑旭升介绍，该版画实际来自英国《伦敦新闻画报》，创作时间大概为19世纪中叶，是社科院研究生院吴十洲教授在英国购买，后赠与通州博物馆，填补了通州区博物馆无版画类文物的空白。
对外门户
使节来朝拉开首善之城序幕
当年，沿着大运河来往通州的不仅有中国商人，还有不少外国客商。雍正帝御碑上称通州为“天庾之都会、水陆之冲逵”“万国朝宗之地”，可见此处当年在对外交往中的重要地位。
“画戟将军幕,风骚使者槎。津门三百里,湖上拥晴霞。”在这首清代小诗中藏着通州中外沟通、来使络绎不绝的景象。它讲的是从城上可以看到巡漕督运的官员公署，还可以看到远航而来的各国使船，所谓“使者槎”即使船，槎即木筏。通州作为京师东门，陆路、水路交汇的门户之地，各国使节梯山航海远道而来，在通州舍舟登陆，转赴京师。因此，通州设有专门的潞河驿接待外国来使，为“京门首驿”。
通州区博物馆内现存有一块琉球人墓碑, 出土自张家湾琉球墓园，墓碑虽磨损严重但铭文依然清晰。碑首有楷书所题“琉球国”三字，碑身则写有“陈情都通官王公大业墓”，碑身两侧刻有其卒葬时间“光绪十四年（1888年）”。琉球国此前已被日本灭亡于光绪五年(1879年)，从王大业墓碑上仍刻有“陈情都通官”，可见中琉之间的情谊。
琉球国与朝鲜国一样，是明清帝国的重要藩属国之一。王铭介绍，琉球来华使节、官生等人员自南向北沿着运河赴京朝觐,在往返京城和琉球的途中由于水土不服等原因病死而葬于京畿地区的不在少数。通州张家湾因其便利的水陆交通，方便后人来此祭扫凭吊，而成为北京地区安葬琉球人的首选之地。清乾隆帝时延续雍正时期对病故琉球官生的事例处理，一方面赐银用以营葬和慰问亲属，另一方面将此类墓地统一划在张家湾，最终形成了张家湾琉球墓园。
“除了通州张家湾外，沿着琉球使团北上的路线陆续发现了琉球人墓葬。有史可考的至少有十余人，墓地分布在福建福州、浙江兰溪、江苏苏州等地。”王铭说。
除了琉球人，据史料记载，明清时期，朝鲜使节、安南（今越南）使节，苏禄（今菲律宾）东王纳贡，都是经运河从通州入京，这座古城也成为当年的对外交往中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