04版：文化
陈溥
我国当代乡土文学最重要的代表性作家，被誉为“大运河之子”的刘绍棠1936年2月诞生在通州，今年是他诞辰85周年。刘绍棠13岁就以“神童作家”的美名登上文坛，备受文化界和读者的关爱。新时期以来，刘绍棠再次焕发出青春活力，写出数百万字的乡土小说。刘绍棠一生都生活在北京，北京见证了他的传奇人生。
大运河畔的童年生活
1936年2月29日，刘绍棠出生在大运河畔儒林村一户普通农家。2月29日是四年才有一次的日子，几十年后一位外国友人对他说：“你80岁才过20个生日，你将永远年轻！”儒林村在通州城东南，大运河东岸的沙滩上，形成于清朝初年。村中土地三分之一被清朝王室跑马圈占，成为村民不可侵占的“旗地”。村名“儒林”，并不是因为村中出过儒学大师或著名学者，恰恰相反，贫困的小村几百年也没出过一个有学问的人。村民们多么希望自己的儿女中出几个识文断字的读书人啊。
刘绍棠从小就出奇的聪明。母亲唱的歌谣、民间艺人讲的历史故事他都能很快记住，还能生动地讲述给小伙伴听。1942年春节过后，不满6岁的刘绍棠被送往邻村供给店村上小学。小学的校舍是关帝庙中的后殿，4个年级同在一间殿内上课。这样的环境却给早慧的刘绍棠提供了条件，他可以听四个年级的课，每次考试他几乎都是第一名。听课之余，他还大量看课外书，被称为“书迷”。当时村里有一个小饭铺，开得很红火，却一直没有名字。一天，饭铺女老板请了外村两个教书先生给饭铺起名。两人酒足饭饱后抓耳挠腮仍想不出好名字。这时在门口玩的刘绍棠突然说：“李白有诗‘风吹柳花满店香，吴姬压酒唤客尝’，就起名‘柳香居’吧！”两个先生和店中人都极为惊讶。后来饭铺正式起名“柳香居”，请人写了匾额。当年春节，刘绍棠又为店铺写了对联“南通州北通州 南北通州通南北；金运河银运河 金银运河运金银”。这一年刘绍棠不满7岁。几十年过去了，刘绍棠儿时编写的这幅对联仍作为村史中的佳话被传诵着。
1946年，10岁的刘绍棠离开儒林村，到通州城内县立模范小学读高小。第一次作文，他一口气写满了五册作文本，写出了长篇《西海子游记》，轰动全校。后来，潞河中学创办进步刊物《益智周刊》，邀请刘绍棠作编委。周刊创刊号上发表了他的文章《我在歌声中》，以后各期又连载了他的小说《飘零》。小学生刘绍棠显现了少见的文学才能。
在北京二中的日子
1948年夏，刘绍棠从通州县立模范小学毕业，参加了北平市立第二中学（今北京市第二中学）在解放前的最后一次招生考试。第二中学是历史悠久的名校，其前身可上溯至顺治十年（1653年）设立的清廷宗学。
那一年初一只收3个班，报名人数却超过5000人。刘绍棠以国语、算术、常识三门全满分，总分300分的成绩名列榜首。按惯例校长和教导主任接见了这个头名状元，并问他有什么要求。他提出希望住校，于是他被收为住校生。
二中优秀的师资、高质量的教学和良好的学习氛围都使刘绍棠如鱼得水。他的学业突飞猛进，文学才能也突出地显现出来。
为了自筹生活费和补贴家用，学习之余刘绍棠勤工俭学，经同学介绍做起了报童。报童是很艰辛的，每天早晨不到4点就要起床，从学校赶往灯市口大街东口的建国东堂影院门前排队领报。然后迅速跑遍拐棒胡同、礼士胡同、演乐胡同、内务部街、史家胡同、干面胡同、外交部街等东四、东单一带的大小胡同，将报纸送往订户或卖出。早7点前赶回学校上早自习。报童生涯使刘绍棠对北平东城极为熟悉，也让他更多地接触了旧京人民的生活。
1949年10月，刘绍棠在二中迎来了新中国的诞生，也迎来了自己文学生涯的开始。就在当年10月的一份“北京青年报”上发表了刘绍棠反映本校学生生活的微型小说《邰宝林变了》。接着他一发而不可收，在一年多的时间里连续发表了二十几篇短篇小说。
1951年春，小有名气的刘绍棠初中还没有毕业，就被借调到河北省文联，在《河北文艺》编辑部做编辑。
在潞河中学读高中
刘绍棠毕竟年龄太小，在河北作协工作了半年多，作协将他保送到通州潞河中学读高中。
潞河中学闻名遐迩，誉满京都。它的前身是1867年美国基督教公理会在通州城北后街教堂里开办的八境神学院，后改称潞河书院迁往城南。1901年更名为协和书院。1917年大学部迁到北京城内与汇文大学合并，1919年更名燕京大学。中学部仍留在通州原址，成为私立潞河中学。一个多世纪以来，潞河中学培养了数以万计的优秀学子，著名的如科学家宋叔和、马文昭、黄昆，历史地理学家侯仁之，艺术家王洛宾、夏淳、梅熹等是他们的杰出代表。四大家族之一的孔祥熙也是早期校友。
1951年9月，刘绍棠踏入向往已久的潞河中学。他不搞特殊，以普通中学生的标准要求自己，踏实学习，品学兼优。他还热心社会工作，先后担任班长、团支部书记、学生日报社长等，高二时加入中国共产党。他的文学才能也得到了进一步展现，连续发表了《红花》《青枝绿叶》《大青骡子》等作品，为他赢得了全国性声誉。他高一发表的小说《青枝绿叶》被叶圣陶先生编入高二的语文课本。刘绍棠的文学才能受到各级领导的关注。1953年2月，时任团中央第一书记的胡耀邦约他谈话，他们之间建立了长达几十年的特殊友谊。
在潞河中学，刘绍棠还收获了爱情。他认识了刚刚回国的侨胞曾彩美，两人一见钟情并相守终生。
潞河中学在通州新华南路南段路西，果园环岛西北。我去时，正值学校放假，门卫不让进。正在交涉时，一位老师模样的中年人要进校。我向他说明来意，他说，我跟门卫打个招呼，跟我一起进来吧。
潞河中学校园非常美。在树木与草坪之间是一座座中西合璧的小楼，既有20世纪初欧美学校建筑的特点，又带有中国传统建筑的手法。老师说：“这些都是清末和民国初年建的，现已公布为市级文物保护单位。这是我国少有的保存完好的近代教会学校的建筑遗存。”“听说刘绍棠在一座‘红楼’里上过课，红楼在哪儿？”我问。他指着左前方一座漂亮楼房说：“那就是刘绍棠上课的红楼。”我看着他指的楼房莫名其妙地问：“那楼房不是灰色的吗？”他解释道：“这座楼原来称‘谢氏楼’，是为纪念美国著名汉学家、教育学家谢卫楼。他曾任潞河书院、协和书院校长多年。解放后，这座楼一度改称‘红楼’，因为它的楼顶是红色的。”我再细看，果然楼顶是红色的。再往前走，是上世纪80年代以来新建的教学楼，但在色彩和风格上都和老建筑十分协调。
在北京大学的短暂学习
1954年9月，18岁的刘绍棠考入北京大学中文系。他是儒林村第一个大学生，而且进了中国最高学府，全村的父老乡亲为他骄傲。当时大学的院系调整已经完成，北京大学与燕京大学合并，北京大学搬入了西郊的燕大校园。未名湖的湖光塔影、图书馆的丰富藏书、老教授们的渊博学识都让他着迷。但不久刘绍棠发现中文系的许多课程设置对他小说写作帮助不大，大学的系统学习与他的文学创作不是一个路子。他更渴望投入火热的生活，去写他熟悉的乡亲们。经过冷静思考，他写了退学申请。
当时任北大副教务长兼中文系主任的杨晦教授两次把刘绍棠约到自己在燕东园的家中，劝他不要退学。但刘绍棠去意已定，他在北大学习了一年后，正式从北大退学。
退学后，刘绍棠专心写作，很快出版了长篇小说《运河的桨声》和《夏天》。1956年春，由康濯和秦兆阳介绍，20岁的刘绍棠加入中国作家协会，成为作协中最年轻的会员。
东总布胡同西段路北53号（旧门牌22号）是一座大宅门，新中国成立后，这个院落成为中国作家协会最早的会址。不少作家如丁玲、周立波、张天翼、邵荃麟等还曾在这里居住过，每个周末晚，在这里举行作家联谊活动。没有什么限定的题目，大家来这里随意地聊天、闲谈，谈自己的构想、新作，谈协会的工作、打算，还即兴地表演小节目。后来，来京的作家越来越多，1953年作家协会又买下了斜对门的46号（老门牌60号）作为作家协会的宿舍。作家们携家属子女陆续搬来，二进院住着秦兆阳、艾芜、刘白羽，三进院住着赵树理、萧乾、陈白尘，还有严文井、张天翼、张光年……一连串在中国现代文学史上闪光的名字汇聚在这两个院落中，引领着新中国文学的潮流。
刘绍棠加入作家协会，从事专业创作后成为这两个院落的常客。他常去参加作协组织的各种座谈会、研讨会，参加周末的联谊活动。在这里他还得到许多老作家的指点帮助。时任作协创作委员会副主任的作家沙汀、《人民文学》副主编严文井多次找他谈话，指导他写作，帮助他修改小说稿。作家孙犁、邵荃麟、冯雪峰等都为刘绍棠的成长花费了许多心血。刘绍棠来这里找得最多的是康濯，他当时任作协书记处书记，不仅在22号办公，家也住在这里。刘绍棠每写完一篇小说初稿，总是先拿给康濯看，康濯总是不厌其烦地为他提出中肯细致的修改意见。两人畅谈创作上的各种问题，时间晚了，刘绍棠就在康濯家住宿。东总部胡同22号、60号是少年刘绍棠永远难忘的地方。
再次回到大运河畔
1961年，刘绍棠重回大运河畔的故乡。儒林村的乡亲们始终为村里出了刘绍棠这样的文化人而骄傲。儒林村的生活也为他积累了取之不尽的写作素材，乡亲们中的许多人是他小说中人物的原型。刘绍棠没有放下手中的笔，他先后完成了《地火》等三部长篇小说的初稿。
1979年，打倒“四人帮”三年后，刘绍棠终于彻底平反，重回北京。当然，他不会忘记他的故乡。他仍常回儒林村居住。一个作家在一个小村庄先后住了三十多年，在中国现代文学史上刘绍棠是唯一一人。
我去儒林村寻访感受了乡亲们对刘绍棠的热爱。儒林村现在属通州区西集镇，在张家湾镇东南。我乘车到姚辛庄下车后，问了车站几个人，都不知道儒林村。正着急间，一辆小汽车停在了附近。我忙过去问，儒林村怎么走？他回答，这里是运河西，儒林村在河东，你去儒林村做什么？我说，我去看看大作家刘绍棠生活的地方。这句话引起了他的兴趣。他说，我们通州人都以刘绍棠为骄傲，我送你去。我问要多少钱？他笑着说，您大老远地专门来看刘绍棠，我还能要钱吗？上车吧。
我进了村。村子实在很小，很安静，路上见不到人。走了一段，我看到一间小卖部，推门进去，有几个人在聊天。我说明来意，他们一听说我是专程来看刘绍棠，也都像司机一样兴奋。一位老者说：刘绍棠是我们村人，在这里生活几十年。绍棠是大作家，但没有架子，当年和村里的老老少少都很熟。在儒林村，我看到了刘绍棠生活了几十年的环境，更感受了乡亲们的淳朴与诚挚。
光明胡同中的刘绍棠故居
1957年夏，刘绍棠在西城光明胡同买了房。光明胡同很好找。从西四丁字路口进入西安门大街，接近大街东口往南有一条较宽敞的胡同就是光明胡同，胡同东临府右街。
这里只是一个小小的三合院，没有北房，南房三间算是正房。中间明间是客厅，东间是卧室，西间是书房。书房很小，只有十多平方米，刘绍棠称其“蝈笼斋”。院中还有东西厢房、厨房、堆房等，还有5棵枣树和5棵槐树。
直到1979年他平反后才重回光明胡同，在这里他又一次焕发青春，进入新的创作高潮。1979年完成三部长篇小说，1980年至1983年 一口气完成27部中篇小说，1984年至1988年创作7部长篇小说，成为新时期最高产的作家。
刘绍棠为了把失去的时间夺回来，不顾一切地拼命写作，健康状况急剧恶化。1988年8月初，他突发中风住进了宣武医院，经过专家们的紧张抢救和精心治疗，刘绍棠的命保住了，却造成了左体偏瘫。
伤病并没有让刘绍棠停下脚步，他仍奋力写作，为创立乡土文学体系拼搏，为培养青年作家呕心沥血……
1997年3月12日，刘绍棠因肝硬化、肝腹水抢救无效病逝于宣武医院，年仅61岁。
刘绍棠的墓地在儒林村南的大运河畔。大运河的涛声伴他安眠，他田园牧歌式的优美文章将在中国文学史上留下绚丽的一页。